我说，余生也晚，没赶上上世纪80年代那个浪漫的诗歌年代。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那一代似乎对物价的抱怨赶不上对文艺的热情，有高中文化的有志青年见人都问的是：最近看什么书了吗？深刻一点的是弗洛伊德，康德，叔本华那些稀奇古怪的家伙，文艺一点的是劳伦斯、亨利·米勒那些人物，至于海子，顾城，汪国真，谁的笔记本里没他们的诗呢？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时代，问这些当年文学青年，差不多的已经模糊了浪漫的影子。“80年代有什么啊？刚改革开放，物资紧俏，物价飞涨……”也许吧，他们忘了谁唱着《一无所有》，他们忘了谁穿着喇叭裤，烫着时髦卷发，他们忘了谁在《美的历程》上写写画画，谁疯狂的给杂志写诗，谁在弹吉他，谁在唱歌，谁为心爱的姑娘送上一朵鲜艳的玫瑰花。全凭想象……那个离我们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的过往。
　　说点自己家里的事吧。
　　我妈当年没结婚的时候，在百货大楼工作，我至今都对她羡慕不已。虽说是80年代的售货员，不比往日那么趾高气扬。不过，物资紧俏时代，北京的一个售货员堪比司长。这是怎样的实惠啊？哈哈……可惜她不在副食组，她专管卖小商品，锅碗瓢盆的，干净！想想我小时候最痛恨的红双喜香皂，总也用不完，一股庸俗的香味，表姐家的舒肤佳多有感觉，特别的造型，国际化的香型，小时候的记忆仿佛带着香味！可是，我妈80年代末单位上福利发的香皂足足用到了90年代初。我永远也忘不了红双喜香皂的纸包装和红色带喜字的香皂盒。
　　我爸当年不算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不怎么会书法；不会画画；写过诗，没发表过；好像乏善可陈。寒假的时候我翻出本《围城》看，1992年买的，5块4毛钱，可怕的内页上居然有老爹的印章，居然还有一枚闲章。用我外行的眼光看，实在是有法度。老爸云淡风轻：“刻名字是我自己刻的，闲章是别人刻的，他的篆刻作品在甘肃日报的副刊上发过。”老妈随即插话：“我也有个章子，是个名家刻的。”自以为在大学里熏陶了一年有余的我大叹风雅！风雅人物原来就在我身边。后来仔细问过，原来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会点篆刻不算什么，我有个同学的母亲就是很有名的行家，曾经都办过作品展，而她的职业不过是银行职员而已。想高中的时候仰望艺术生笔盒里成套的刻刀，遥远的艺术，奢侈的艺术！可是，20多年前，他们很多人都有。
　　有个同为60年代生人的雅人，送我爸一本诗集，我看了不厚道地大笑：“啊哈，还有艾青给写题词呢，要是我就爱惜羽毛，死也不能把这个称为诗。”老爸更搞笑，虔诚大赞人家的作品有汪国真的风格。我说：“新诗中，你总不能说人家是徐志摩吧，艾青也不像，80年代那一帮都不像。怎么你就单单选了个汪国真呢？”老爸说：“写诗也是不容易的事，他XX诗中XX句，你看有没有汪国真的味道？”我倒！真还不怎么了解汪国真呀！
　　再说说我，小时候家里有本书，所有的书都允许我看，就那本，用我妈的话说，不适合小孩子看。问什么时候能看呢？说上大学就可以了。我一直记着。《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记着的原因是“莱”我不认识，念成“菜”。还想：等我长大，一定要看看查特“菜”夫人的情人到底是谁。后来，那本书让我爸收拾不知哪里去了，再也没见过。哦，D·H·劳伦斯，向你致敬！你是我知道的第一位外国作家，居然是以我不认识的字开始的。
　　最近我爸的爱好是收藏黄河奇石，亲切鼓励我好好擦擦他那些石头：“以后都是你的！”我烦：“就不擦，以后也是我的。”烦的极了，问他：“你的石头能折现吗？能换成房子吗？能解决我就业吗？”用我表姐的话说：“老汉们有个爱好也好！不然退休了没事干。”原来我以为他总年轻，原来他也快退休的人了，起码中年都好长时间了。原来呢，不管他做什么工作，青年时代的那些兴趣总是难以割舍。我总是会笑他，笑他不切实际，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要写个对子，还要猜个谜语，还要费心费力写石评，家里来个人就送本。谁听你的啊？你不懂基金，股票，跟风买了点，还亏得一塌糊涂。去年家里那么多事，苦中作乐，又去玩石头。如今，抱着年度散文要写文化散文，用他的话说，“XXX的爸爸写小说，太累了，我腰疼，坐不住，写个几千字的散文，总行的。”“你是学中文的，你要帮我写！”我说：“只会欣赏，不会创作。”我知道推不掉的，一个人理想一点总是美好的，希望等我40多岁了，还是会写写东西的。
　　他们不是那个时代多大的风雅人物，草根的可以，对于80年代，我们看的都是精英人物的回忆，几多理想，几多抗争。如果一个人写一本书，扉页上写一句话：“献给我的父母，爱人，还有复旦。”（卫慧《上海宝贝》）贵族本身就是无需说明的事。我总是记得小时候，90年代的时候，好像离80年代也不是那么遥远，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美学，没有我现在知道的一切一切概念，或者更接近真实。
　　不知是专业影响还是兴趣所致，总想什么是浪漫？《世说新语》心神往之。《红楼梦》无需再说，说也说不好。张爱玲风雅却不浪漫，贵族的味道慢慢的散去了。至于后面的名媛，多是新贵，散了也就散了吧。最近的风雅离我们已经有30年了，不知道会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