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教研室二十八年的同龄同事陈年希，突然走了。“突发性脑溢血”，刚刚在史铁生身上横行过，又从我们身边劫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好人。
　　追悼会上人山人海。年希的农场战友、工厂工友、大中学同学、同事、学生、朋友，来了这么多人。来送行者各自属于不同的年代，六十年代的中学同学，七十年代的农友工友，八十年代的同学同事，历年的学生子弟，迈入新世纪年希还到澳门、韩国教过书，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些人集聚在一起，见证了一个好人的成长、奋斗、进取直至熄灭的一生。我心里却响着一句话：年希属于八十年代。用更准确、更当下的表达，应当是“1980年代”。
　　初识年希，就在八十年代。1982年，我与年希几乎同时留校。我去拜访商韬先生，他也在。我看见的，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34岁，应该说不能算很年轻了，可当时我们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年轻。务农、做工，十余年就这么过去了。“知识青年”对于知识分子言，就是个“半成品”。如今，这一“半成品”终于在时代的恩惠与自己的努力下，完成了“精加工”，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成为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了，新的生活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身边的景物都是那样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那时候的我们，自与今天的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不同，我们心中的欣喜，是今人难以体会的。我们那时，有种劫后余生、九死一生的感觉。
　　年希就这样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新剃的头，胡茬青青的。那天都聊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聊得很愉快。
　　就这样，我们翻开了八十年代新的一页。我们一同去参加学术会议，怯生生地发出我们青涩的声音；我们一同报名到教师进修班学习日语，“亲（陈）桑”、“噢（翁）桑”地互相称谓；我们互相交流论文和报刊上发表的随笔，由衷地赞扬或带点酸溜溜的嫉妒，都有。八十年代，四个现代化正一步步向我们走近，商品经济尚未露出它残酷的一面，尽管还时不时地会有一些政治时代残留的口号忽然响起，但已是强弩之末，每每不久就归于销声匿迹。人们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继续努力，坚持奋斗，几乎是每个人的生命姿态。
　　年希的古代小说研究论文发表了，得到好评了，获奖了；他偶然“客串”的戏曲研究，也被收进年度论文集了。整个八十年代，年希的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的势头，都很好。
　　原本是可以这样一直努力下去、直至成为一个领域卓有成效的学者。可历史就在这当口，突然一个急转弯。记得我1990年从日本回来，惊异地发现系里的每一位老师，都有了兼职———年希除了教古代文学外，还必须兼教“公共关系学”。紧接着，是大学扩招、是非学历招生、是非学历不许招，是大学排名、学术造假……在时代的紧急转弯处，年希一定有过疑惑，有过迷茫，反正他学术研究的脚步，停在了八十年代的门槛里。
　　年希论文不怎么写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当他快乐的好老师。他课教得好，深得学生的爱戴。他教书育人，常常可以看到他站在校园里对着学生诲人不倦的身影。他在澳门上语文课，花心血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最后还为学生出版了文集，忙得脚也掮起来，我路过澳门想见他一面也不能够。年希的选择没什么不好。倒也清静，倒也纯粹。
　　年希属于八十年代，故八十年代也属于年希。年希唱的歌，都是那个年代的味道，八十年代创作的，或是八十年代重新唱响的。年希爱唱歌，五年前随学院去婺源，大巴上我与他同座，一路五个小时，我们差不多哼唱了五小时，把整个氛围都拽回到了八十年代。他会唱那么多的歌啊，让我惊呆。他说他常常腹诵歌词，不让自己忘却。
　　史铁生说：“死是终究会降临的节日。”或许年希也有相似的生死观，故他在与同事对唱了一首老歌后，转身就走了，走得这样义无反顾。他回到他的八十年代去了，却抛下我们继续磕磕碰碰地走在现世的路上。
　　也许我们整整一代人都属于八十年代。那个物质丰富起来却尚未泛滥成灾、人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充满激情诗意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