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11月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教授在我校作了一场题为“关于医学技术发展的价值思考”的报告。
　　报告指出：20世纪以来医学技术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抗生素的应用、外科学发展、CT、核磁共振、器官移植、辅助生育技术、干细胞技术、基因治疗等一系列现代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恩泽，使人类治愈疾病、攻克疑难杂症的能力不断提高，大大提高了人类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但是，由于医学技术的过度发展，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医学目的变得模糊，医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控制；“技术至上”盛行导致医学离人渐行渐远；高新医疗技术应用导致医疗费用大幅提高，已超过社会经济和个人收入的承受能力，并加重了社会不公。
　　由此，韩启德院士提出在保障全民健康中，要纠正过于偏重医疗技术发展的倾向，加强对医疗技术以外的与人类健康相关因素的研究。韩启德院士指出：影响健康的因素除了医疗卫生服务之外，还有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基因等，医疗卫生服务在维护健康中的作用只占到8%。当前我国超重肥胖者占人口23.2%，与1992年相比肥胖人群数量上升了83.9%，带来糖尿病患者急剧增加；我国3.5亿人主动吸烟，4.5亿人被动吸烟，15-19岁的人吸烟率不降反升，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严重，而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技术缺乏。对于这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单靠卫生部门提供医疗服务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当然医学也要发展有效的控烟、减肥、防污和食品安全检测的技术及药物。
　　针对当前医务界“技术至上”的行为现象，韩启德院士呼吁医学要回归人文。他说，20世纪前医疗技术不发达，缺医少药，但医生都是上门服务，医患间彼此和睦、亲密、信任。随着医院的兴起，患者去医院就医取代了医生的上门服务，随着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医生重视局部忽视整体，见病不见人。医生过分依赖仪器设备、药品和手术，忽视病人的主诉。在谈到这一点时，韩启德举了已故著名医学家裘发祖遇到的一件事，一位腹部不适的病人去裘老处就诊，裘老耐心倾听患者，轻柔地给他做了腹部触诊，病人感动得当场落泪，因为他之前在六七家医院看过病，却没有一位医生摸过他腹部，每次都是问诊完就开药或是做检查，可见医生的态度和行为对病人的重要性。韩启德指出，医学、医生首先应该知敬畏，而后谋发展，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更要回归“人的医学”，要照顾人的心理，他非常认同一位美国医生的名言：“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鼓励在场的医科大学师生努力提高人文素质。
　　韩启德院士还理性分析了医学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医疗高消费问题，强调要根据中国国情，提倡发展适宜技术。他举例说，20年前，胃癌诊断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运用最高端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可上升至上万元，胃癌的化疗费也大幅上升。虽然诊断的精度提高了，化疗的副作用减轻了，但调查显示，胃癌5年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他还举例说2006年至2008年间，美国 9岁至 26岁女性共接种 23000万次HPV（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然而女性一生中HPV感染率高达79%，绝大多数会被机体自动清除，仅绝少数在感染HPV的8-10年后会发生癌变，而且接种的疫苗只针对人乳头状瘤病毒的少数几个亚型，不能够完全预防宫颈癌的发生。与其花很大的代价接种疫苗，不如用我们传统的妇科普查普治的手段更有效、更经济。他指出医疗高消费已成为世界难题，我们必须对医疗技术控制使用，防止过度使用和滥用。
　　韩启德院士从四方面分析了医疗技术过度使用的原因。从患者方面说，医疗技术的使用关系到自身的生命与健康，他们愿意投入，也比较迷信高新技术；从医疗提供方来说，出于医者的职业良心，他们要尽其所能，客观上高新技术的使用也给医院、医生带来利益，而医药生产、流通企业以及广告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医疗技术的过度使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者高技术本身研发及审批成本很高，势必会把这部分成本转嫁到患者的身上。
　　谈到如何应对医疗技术过度使用的措施，韩启德指出：限制医疗技术发展是不切实际的，但可以通过效价评估等方式限制医疗技术的准入，通过设立应用规范控制医疗技术的使用范围；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医疗公平；同时要大力发展“适用技术”避免过度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