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永世保藏图书，是所有读书人和藏书家的梦想，但人去楼空，后世书散，又几乎是所有藏书家共同的命运。去年初冬，去宁波调研，天一阁是一定要去的。阁比想象的小，只是即便是官至兵部侍郎，拥万卷书，也不会成为富翁，书能穷人，自古而然。
　　园子比想象的大，宁波要再造“南国书城”，就把周边一些富贾官宦的宅第一并划入天一阁景区，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藏书可以改变命运，使这范钦家产当是富甲江左。
　　如果单是为藏，虽然“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的天一阁，终难逃“历劫尽存五分一”的宿命，“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所以曾被范家破例允许登楼的黄宗羲发出这样的感叹 “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范钦自嘉靖初开始藏书，到谢世前，已达七万多卷。此后三百多年，历经清政府征集、英国侵略军劫掠、惯偷的盗窃以及不法书商的巧取豪夺，至解放初期，原藏只剩下一万三千多卷，仅及全盛时期的五分之一左右。
　　为使藏书不致失散，藏书家们想尽千方百计，苏州藏书家叶盛要求“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杭州藏书家更有“楼不延客，书不借人”的警示。唐代藏书家杜暹在他的书上盖上一方印：“鬻及借人为不孝”，借以警告子孙。苏州藏书家钱毅的印文走得更远：“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其真愚”。还有的藏家规定子孙如出借或毁坏，将被逐出宗祠。松江府的藏书家王昶还有这样的一方印：“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这无异于已经从爱书人变成了惜书癖。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更是明确了违规的处罚：“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一个私有制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里，书籍作为私有财产，私人藏书的私人占有性，决定了它的保守性。它承担的使命仅仅是家庭成员、家族成员的学习学术需要，没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失书时的失落感也就成为藏书家的普遍情绪。钱谦益曾以枕宋版《左传》和前后《汉书》光耀于世，但后来还是道出了辉煌后的伤感：“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今年鬻之于四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垂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相对而言，清雍正年间的浙江巡抚李馥（字鹿山），“性嗜书，所藏多善本”，藏书印镌“曾在李鹿山处”，日后坐讼，书帙皆散逸，竟似一语成谶，但比之于其他藏书家印章多为“某氏收藏”，多了清醒豁达大度。
　　清代作家归庄，对传统藏书楼的封闭性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公私图籍，谨藏箱箧，累月积年，而人不之窥，永隔风日，长谢几案，是曰幽囚。灭绝与流亡，二者之不幸，人皆知之；独所谓幽囚者，今人往往以此为爱惜其书，不知天下有用之物，被其扃锢闭塞而遂为无用，此为不幸之甚也。”藏书而为囚书，使藏书走向极端，也就失去了藏书真正的意义。藏书的私人占有，成为阻碍思想发展的制度。随着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这种私人藏书业的封闭性被打破。特别是随着知识存在形态的改变，私人藏书成为个人的一种爱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不再如传统社会中的藏书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姚士粦说了他对这种惜书癖的看法：“吾郡未尝无藏书家，卒无有以藏书闻者。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何者？秘惜则箱橐中有不可知之秦劫，传布则毫楮间有递相传之神理。此传不传之分，不可不察者。然所谓不知传布之说有四：大抵先正立言，有一时怒而百世与者，则子孙为门户计，而不敢传；斗奇炫博，乐于我知人不知，则宝秘自好而不肯传；卷轴相假，无复补坏刊谬，而独踵还痴一谚，则虑借钞而不乐传；旧刻精整，或手书妍妙，则惧翻摹致损而不忍传。”
　　其实，藏书最基本功能还是为了用，就如读书之为用一样。当今社会，知识也不再成为一种社会的垄断资源。知识在开放 中 才 能 发展。教育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