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撒手人寰已经5年了。
　　说起奶奶，方圆数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我的印象里奶奶从来都是那么地仪静体闲，端庄含蓄。同样，她也有着一双被中国的骚人墨客称之为“金莲”的小脚。
　　当时，“三寸金莲”意味着一种身份和地位，意味着能够被男人养活的生活水平，意味着做女人的魅力。所以，在当时，女人有双大脚，即使长得美若天仙，仍是个丑妇，会为此嫁不出去的。小脚女人莲步轻移，步碎肢摇，柳腰纤步，确实有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风韵，乃至男子为之倾倒，女子为之痴迷。所以还都是小女孩的时候，家里人便要用长长的白布把脚裹成“三寸金莲”。奶奶当然也难逃此厄运。
　　小时候，最喜欢的便是奶奶那双小小的，大致呈三角型的软鞋。印象里那鞋的底子很薄，黑色缎面。奶奶总是用她那充满灵气的双手在上面或绣一枝怒放的红梅，或绣一小丛绿竹。惹得我常常抱着那软鞋仔细地端详，静静地遐想，就这样痴迷在那梅花里、竹子里。
　　记忆里奶奶的规矩特别的多，这些对于大人们或许并不难做到，但对于我这个在她眼里很淘气反叛的孩子来说，着实令她有点伤脑筋。
　　首先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小孩子不能在厅堂里，在客人面前绕来绕去、大声喧哗。不许在客人面前多嘴插话，更不可以和留膳的客人同桌用饭。
　　这个不和客人同桌用膳我倒是可以做到，但不让和客人说话，我却是屡禁屡犯。也不知道自己小时候的表现欲怎么就那么强，特别是被客人夸几句的时候那就更是得意，往往是不经意间瞥见奶奶那愠怒的眼神时才收敛一些，吐一下舌头慌忙逃离。这常常惹得客人大笑，说这孩子可真活泼机灵。听了这句转身就丢在脑后的话我觉得甚是过瘾满足。
　　说实在的，更让奶奶头痛的是我的左撇子。打小吃饭我就习惯用左手，为了更正我这个所谓的不雅习惯，全家人齐配合奶奶，但却收效甚微。
　　每当吃饭，全家人都围坐在那张肃穆的八仙桌边时，我的苦时辰便到了。奶奶会重重地、响响地把我的筷子故意摆在aa右手位置，临了还不忘定定地瞅我一眼。这时，全家人也都跟着瞅我。搜寻一圈，只隐约发现了父亲那略微同情的目光，但在正襟危坐、让人不敢有丝毫侵犯的奶奶面前，父亲却也不敢表露些微。
　　看着这种局面，我只好暂且委屈地用右手胡乱拨拉几下摆个样子。等大人们，特别是奶奶没在意时我便赶紧地用左手急急地往嘴里胡噜几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有一天晚上，父亲特意给奶奶读了西安晚报上一则题为《左撇子聪明》的文章后，我的境遇才有所改善。
　　当时为了泄私愤找心里平衡，还好几次把奶奶最喜欢的那几件茶盏偷着拿去盛泥巴玩，现在想想觉着既好笑而又自责。
　　每年的端午节是我最最热切盼望的了。那时候早把平时那些约束我，令我不愉快的规矩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大清早，我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顾不得洗洗惺忪的睡眼，就嚷嚷着要妈妈把奶奶早给我准备好的端午香包一个个郑重地挂在胸前。那顶尖粉红熟透了的桃子，绿色叶子上橙黄且圆滚滚的柿子，翘起尾巴气宇宣昂的蝎子，咄咄吐着信子的猛蛇等等。个个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弄好了这一切，我便象一个将军似地站在家门口最最显眼的位置，单单等着那些小伙伴们艳羡的眼神和啧啧的赞叹声了。
　　其实，奶奶的手巧还远远不止这些，最最能显示她精湛手艺的是她的剪窗花和做花馍。
　　记得每当奶奶要剪窗花时，我便急切地偎在她的膝边，两只眼睛巴巴地瞪得溜圆。只见她并不着急动剪子，也从不在那上面画样子，而是用剪子先在纸上虚空里比画，就那么几下，我看她已是胸有成竹的样子。果不其然，不一会，那怒放的红梅，清风瘦骨的竹子便跃然纸上，还有那喜鹊蹬梅、鱼儿戏莲、打鼓的小人等等，无所不能，无所不会。
　　常常地，看着、拈着地上那些奶奶剪下的碎纸屑，对奶奶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到了暮年的奶奶仍然保持着她爱好整洁的习惯。每年到了夏季，奶奶总是着一身素白绸衣裤。那时候还没有熨斗，所以衣裤洗了之后，奶奶总要趁它们还半干时便叠好，托在手里仔细而均匀地拍打，最后再小心地重新晾好。倘若在她还没来得及拍打平整而衣服已快干时，她会耐心地在嘴里含满满一口水，均匀地喷洒在衣服上，而后再认真地进行那平整工作，毫不含糊。秋冬季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奶奶那顶墨色的丝绒帽。帽子的正前方镶嵌了一枚碧绿的玉，戴着它的奶奶看起来是那么地富贵威严而又不失典雅。
　　记忆里，奶奶就象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充满了神奇，令我沉醉，痴迷，惦念。今年是奶奶辞世的五周年，特写此文祭奠她老人家在天之灵，也廖以告慰我那深深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