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陶大镛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并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周刊主编。1949年，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期刊《新建设》问世，1951年，陶大镛出任主编。此间，他还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
　　牛平青 （陶大镛先生的夫人）：陶先生从小受父亲影响，立志办杂志。他热爱出版工作，将忧国忧民的情怀融注在创办或主编的出版物之中。大学时，他就与同学一同创办了进步杂志《新流》。后来又陆续主编了多份报刊。
　　主编《新建设》期间，陶先生广泛组织李达等知名学者撰写了大量优秀文章。大家对他的工作非常肯定。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后，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师资的培养，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镛被聘为教授，踏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并担任了北师大第一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就在北师大这方饱含知识和希望的热土上，陶大镛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与时光。1955年，北师大首次在全国招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许统乔、杨国昌等五位同学有幸成为了陶大镛的研究生开门弟子。当时，陶大镛就已经是北师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名教授了。
　　1955年至1956年，陶大镛还兼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审。1956年，他出席了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参与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为繁荣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同勋（陶先生的同事，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我和陶先生最初的接触是50年代初，当时政治经济学是很重要的一门学科。1953年，学校刚成立政治教育系，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很需要一个领头人，这就请来了陶先生。当时在社会上、在经济学界，陶先生都是很有名望的。他是《光明日报》经济周刊的主编，他从1951年开始主办这个刊物，当时已经出版了60多期，在全国经济类学术刊物中算得上是最好的刊物了。
　　1953年，政治教育系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那时的政治经济学课时是很多的，大概一周有8个课时。陶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他因为工作太累，眼睛都熬坏了。1956年，由于在教学科研工作上的突出贡献，他当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宣传起了重要作用，他培养的学生现在都是各个方面的骨干，这些人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发展。毫无疑问，陶先生是我校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奠基人，对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厥功至伟。
　　詹君仲（陶大镛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主任）：我是1953年考到北师大的，当时我们是政治教育系第一届本科生。当时学界很缺这方面的人才，这方面的教师更是很少。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张刚特意找来陶先生给我们本科生讲了一年半的政治经济学。陶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对我们有很大影响，我们当时都非常喜欢听他讲课。他不仅讲课，还要求学生搞科学研究。
　　1956年，我毕业留校工作。那时候，科研的氛围并不是特别浓厚，尤其是师范类院校，都认为教学是第一位的。陶先生一直很重视学术科研，他热情鼓励老师写文章，总说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要保持勤奋。在科研上，陶先生总是给我们压力，科研任务很多。他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我这辈子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陶先生。
　　这段时期，陶大镛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兢兢业业，尽管任务繁多，仍然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世界知识》、《观察》、《经济周报》等十几种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在钻研学术的过程中，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之中。他不仅写文章，著书立说，还做过多次讲演。他说，新中国人民经济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可是，我们经济学界的研究工作，还落后在客观形势的后头，经济工作者决不应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必须好好地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使我们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而能动地指导经济工作的实践。
　　怀抱这样的愿望，陶大镛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个总任务的思想指导下，写过《土地改革与解放农村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等多篇论著，后集成《人民经济论纲》出版。值得一提的是，陶大镛的著作《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产生了热烈反响。
　　“我从香港绕道东北、跨进首都大门所写的第一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心得就是 《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一文。当时《学习》杂志刚刚创刊，正在迎接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高潮，我如实地叙述了自己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象牙之塔’走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殿堂的思想转变过程，在当时沉闷的经济学界似乎起过一点小小‘浪花’的作用。
　　……刚进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迅猛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再催促下，我匆匆写成了《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当时发行较广……”———陶先生1992年自述杨国昌：陶先生在研究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外，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方面也有较深造诣。回国后，他继续从事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工作，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54年，《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一书。1955年，他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问世，陶先生在书中着重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