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大学诞生始，它就成为了一个民族和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的一个精神性象征，与国家的制度性因素结合在一起，被赋予了教育以“富国强兵”的历史使命。它是一个文化性产物，但是它巨大的力量散发出去，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性、物质性效应。
　　大学精神与大学的社会性功能
　　现代大学诞生的标志———1810年洪堡组建柏林大学，是德国人努力用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损失的一个结果；1806年拿破仑击败普鲁士，并逼迫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同时关闭了耶拿和哈勒大学。这一战败国命运强烈刺激了德国思想家费希特,他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大声疾呼德国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自立。随后洪堡受命组建柏林大学，全力推动德国的文化教育复兴。其后一个多世纪德国的大学处于繁盛期，被誉为“近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顶峰”。德国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成为欧洲鼎足之势力，是与其一流的高等教育有关的。再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视线回到1868年以后的东方，日本从濒于沦为西方半殖民地的边缘崛起为东方唯一的列强，也与日本明治维新期间重视教育的政策有关。明治天皇“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把中国马关赔款用于教育，方有日本“巨大的知识能量”的爆发，迅速完成其近代化过程，“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可见，“大学之精神”，或曰“大学之理念”，实是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功能要求的。尤其自19世纪中叶以来，风雨飘摇的中华帝国在西方文明的频频冲击之下，已摇摇欲覆，民族危机深深刺激中国优秀精英，在探寻救国图存的制度性道路时，文化危机意识也涌上他们的心头。“教育救国”，创立开启现代文明、支持国家富强之路的现代大学成为自此以来中国人长久追求的主题。
　　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与亚丹教授晤谈。亚丹问：“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亚丹说：“如国欲保留固有之文明而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他的这番话对胡适心中极大的触动。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慨叹：“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大国乎！”次日更奋笔曰：“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胡适一言至今仍振聋发聩。而早在戊戌政变前后康有为向光绪上《请开学校折》时就把他倡导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的基本办学理念体现出来：“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此后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学校当局就特别强调北大的办学精神是“为国求学”。以此中国大学发端的历史明言之，则谓“危机意识”下的产物。
　　1919年前后以北大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第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大学之精神”巨大的社会性辐射作用。1916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开启了“科学”与“民主”为口号的大学精神，实为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创立。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大学的创立和中华崛起诉求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并在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是从大学的功能上来理解大学之精神。这个角度的解读有助于我们真正认识大学创立和发展的终极价值所在。引领社会文化的潮流、培育具有独立和自由灵魂的知识性人才、代表社会对民族和国家的最后良心，是大学的基本目标。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贺词中说：“一个民族多一些经常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就大有希望；而一个民族总是看自己脚下的一点事情，那她很难有美好的未来。”总理的发言可以理解为社会对于大学的普遍性期望，即教研相契、培育人才、成为文化潮流的引领者。是的，这就是大学之责任，也就是“大学精神”之真正内涵。思想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文化独立才是国家真正的独立，历史赋予了大学这样的责任，唯有这样国家才能得到真正跨越性和可持续的发展。
　　大学需要大爱精神
    从大学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来解读“大学精神”，最有名的一句属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职的梅贻琦，他关于大学精神的解读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学校发展的中心位置，赋予教授在学校发展政策中的中心位置，为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国际国内知名的教授来校执教，提高了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声誉。70多年过去了，梅贻琦“以人为本”、“以师为本”的观念，仍然影响着人们对大学的认识。其后，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发展了对梅贻琦一言的理解，他说大学光有大楼和大师都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大爱。
　　所谓大爱，实际上是大学有一个自由宽容的内部学术环境，这样才能留住一流的人才，学校的创新成果才能源源不断的涌现。但是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和中国“和平发展”事业不断推进的新时代，大学之“大爱”将会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即学校之于教师宽容的爱、学校之于学生关怀的爱、学校之于社会和国家责任的爱等等；简言之，大学之“大爱精神”可谓真正的“博爱”精神。唯此才能将师生、学校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师生个人的发展、学校的发展与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的统一。
　　“止于至善”与东大精神
　　“大学精神”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是大学以教育和学术立身的价值目标所在。儒家经典《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指明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止于至善”，即通过教育使整个社会达到圣贤所谓“至善”的理想境界。在现今时代，这个“至善”的境界就是以大学学术教育之繁盛为民族国家之繁荣富强而贡献力量。东南大学以此为校训，可谓恰如其分。“止于至善”的校训是对东大105年辉煌发展历史的注解，是“东大精神”的精髓所在，是李瑞清、郭秉文、罗家伦等学校老一辈教育家留给东大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使东大历经百余年风雨沧桑而如六朝古松越发遒劲。
　　以“求真”、“务实”、“创新”、“宽容”、“奉献”、“团结”感染人、启发人；以理工科之“科学严谨”辅以“人文与科学精神的共融”，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知识灵魂的创造；以科技推动社会物质生产、以教育创造国家与人民福祉———这是105年历史中东大前后相继、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赖以成功的传统；这也就是东大百年历史不断积淀下的“东大精神”的深厚内涵。
　　90年代初我校曾组织过一次对“东大精神”的讨论，百年校庆之际师生又从“止于至善”的校训角度诠释了对“东大精神”的理解。为了让师生更好的领悟以“止于至善”为核心价值的“东大精神”，学校组织了新一轮“大学精神东大文化”系列访谈活动，请学校知名教师谈自己对于“东大精神”的理解和感悟。被采访的老师从不同的角度对“东大精神”给出了自己不同的理解。本报将从本期开始登载该系列访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