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意思，我过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竟然是在初三那年，十六七岁的样子。
　　让全班的少女们来过“妇女”节，这事儿显然不是等闲人士能做出来的。我们的班主任是我见过的最痞最暴力的男老师，跟男生从来都是用拳脚说话，对女生却不打不骂，说话几乎不看女生的脸。我们初三还没上完，他就因暴力惩罚前女友的弟弟被学校开除了。但在三八节那天，他竟然站在讲台上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女生们大可为所欲为，值日的任务都让男生来做。那些本来就噤若寒蝉的男生都是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女生们却都尴尬地把头埋低：我们怎么就都成了妇女了？！
　　到现在我不再为是不是妇女而纠结了，随着年事渐长，倒是自觉看明白了一些事儿。
　　这大千世界熙来攘往，有很多很多人，总也逃不出男人、女人这两种。
　　这万丈红尘纷纷扰扰，有很多很多事儿，最多的也还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那些事儿。
　　话这样说，应该算不得武断。就像我们初三的男班主任，二十出头的样子，那么暴力那么痞，在心底里作祟的还是跟一个女人的伤心事儿。
　　文学家们大致会赞同我的话。远眺一下东西方文学的发端，在大致相当的历史时段，西方文学中辉煌登场的是荷马史诗，一部《伊利亚特》，我们看到的是战鼓动地烈风骤起，西方男人们冲冠一怒，攻城夺池，为的不过是特洛伊城里城外的一二红颜。再看中国文学，一部《诗经》，我们看到的是雎鸠关关琴瑟奏雅，东方男人们温柔敦厚，白天搔首踟蹰，夜晚辗转反侧，为的不过是那个在水一方的伊人。
　　政治历史学家也会看到，几千年了，人类社会旌旗飘摇，似乎更替了无数朝代，总体也不过是从母权时代更替到了父权时代，这一更替，说白了也还是男人和女人到底谁说了更算的问题。
　　其实谁说了算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些貌似说了不算的人，制造了多少江山更替改朝换代的事儿。司马迁在《史记》里，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襃姒。”这么看来，那些个慷慨激昂的男权女权话题，显得不免有些虚妄，在男女问题上，权力的多寡不是症结所在。知道了这些，男人和女人们真该反躬自省一下，因为天下事大抵根源于男人女人之间的事。只要男人和女人们调弦正柱理顺了关系，这个世界就很消停了。
　　话又说回来，世界之所以不那么消停，说明要想理顺这关系实属不易。
　　上帝要是勤于家访，揭开一家家的房顶，看到男男女女们的生活百态，肯定会后悔，想当初把人造成雌雄同体多好，免去人世多少烦恼。
　　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披肝沥胆地跟读者交心：“人类也曾经历过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经历过各种灵魂上的苦闷，可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他最苦痛的悲剧，恐怕要算是———床第间的悲剧了。”
　　清代西周生之所以要写 《醒世姻缘传》，就是要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们：人世间的仇恨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还有逃躲的时候，“唯有那夫妻之中，就如脖颈上瘿袋一样，去了愈要伤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间无处可逃，夜间更是难受。官府之法莫加，父母之威不济。兄弟不能相帮，乡里徒操月旦。即使他骂死，也无一个来解纷；即便他打死，也无一个劝开。”
　　说这话的两个男人，真是婆心一片，不过是再三再四地要我们知道，男人女人之间的事果真是天地间的大事。
　　说是大事，并不是要危言耸听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只不过是提醒人们，在这件事上，要珍惜再珍惜，郑重再郑重。
　　我们都是些凡夫俗子，化解全人类的两性之争显然力不能及，性别学家人类学家们也大可省下这份力气，别想着为全世界的男女开出个万金油式的药方来，有多少对男女，就有多少种男女关系，且把自己那份关系理顺了，就功德无量了。至少能让那些战事频仍的男女们看到和谐的希望。
　　如果一定要寻些经验的话，《诗经》里的有些话说得很地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