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武1945年摄于左权县烈士陵园
会林：
原本以为在艺文小学读书会顺利一些，没想到天不遂人愿，家里又出了事情：我父亲因为工作变故，又去了上海谋生，留下我和哥哥与继母共同度日。没过多久，上海传来消息，父亲在一个故交的帮助下，顺利地进入一家商行工作，那位故交还借了一套房子给父亲住。父亲安顿好了，叫我们和继母共同南下团聚，我只好中断了在艺文小学的学业。那时候，我已经读小学六年级了。
我的小学一直是断断续续的，这让我对小学的整体记忆很模糊。但对于每段小学的特殊经历，记忆又是异常清晰。虽然我没有完完整整地读过小学，但只要能上学，我就是班级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似乎当时，那颗幼小的心灵就知道自己能读书实属不易，所以倍加珍惜。
我们一家辗转到了上海，父亲嫌全家人在上海花销太大，让我和哥哥及继母在苏州生活，于是我们就在苏州安顿了下来。在苏州时，我家住在苏州有名的观前街承德里。观前街因为地处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道观“玄妙观”之前而得名，当时位于苏州古城的正中间，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区。虽说是最繁华的地带，但比起上海来说还是差远了，上海的街道那时候已经是柏油马路了，苏州还是石子路，大家出行基本靠马车。
在苏州，我又开始了学业，进入了当时苏州最好的振华女中读书，即如今的苏州市第十中学。记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评价说：“振华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是振兴女子教育最早的先锋。”杨绛先生在振华女中做过校长。振华女中出了许多人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该校当时招收的唯一男生）、物理学家何泽慧、建筑学家顾添籁、翻译家严维民等都是我们的学长。
振华女中校园为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设立的苏州织造署旧址———《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任织造，环境非常雅致。织造署的西花园为皇帝行宫后花园，康熙六下江南，乾隆六次南巡，都下榻在那里。记得当时校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假山池沼相得益彰。
在振华女中，我开始接触一些进步思想。振华女中有一个规矩，就是初一年级的学生会相应配一个高一年级的学生来帮助她学习和生活。给我配的高中学长叫叶梅娟，她后来长期担任康克清的秘书，成为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叶梅娟在振华时已经是进步青年，而且还是地下党员。当然我们是不知情的，就记得她带着我参加了许多学生爱国活动，参加演讲会、辩论会，学习进步歌曲和扭秧歌。我当时14岁，但也懂得许多社会上的事情，开始了解那阵子的时局了。
我哥哥也进入了同样是苏州名校的桃坞中学读书。那时候，在上海的奶奶、姑姑经常在周末来苏州探望我和哥哥，通常是周五晚上坐了小火车来，周六日在苏州逛逛，周日晚上返回。就这样，我们在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
1949年2月春节，我们全家去上海和奶奶一起过节。父亲突然对我说，现在时局不稳定，你就留在上海读书。也叫我哥哥留下，但他不同意，执意要回桃坞中学。因为哥哥当时年长一些，大家拗不过，只好让他回去了。我则留在了上海继续读书，插班进入了上海“培明女中”读书。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渡江。4月27日苏州解放。我哥哥从苏州捎来消息，说他参军了，加入了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同时他还说要来接我，让我也参军。这下家里如同炸开了的锅，我奶奶四处登报寻人，想把我哥哥给找回来。但我哥从那时候起开始参军，再没有回过家。
5月份，上海解放了。我参与了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上街发传单、扭秧歌，欢迎解放军进城。这时候父亲又去了天津工作，就只有我在上海，住在姑姑家里读书。其间，最疼爱我的奶奶过世了。1949年底，我读初中二年级，因表现优异，光荣地加入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绍武：
我母亲牺牲之后，起初我被当地的老乡们保护着，后来部队来人把我接走。作为烈士遗孤，我一直跟着部队生活。当时部队粮食紧张，很多战士吃不上饭挨饿，我也挨饿。因为饥饿，就要啼哭。刚好碰到了当时六分区的供给部长，他特批给我一天二两粮食的待遇。当然，我虽然年纪小，也在部队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平日里，我负责给各科室发灯油，那时候用的是煤油灯。大家到了傍晚，要统一到我那里去领煤油。当时，部队还是一直在太行山一带活动，我就跟着部队四处跑。宣传队贴标语，我就提着浆糊桶，帮他们刷浆糊，贴标语。
1943年，我十岁了，经过部队多方查询，我和二姨联系上了。二姨也是之前受到我母亲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我被二姨接到身边抚养。我二姨和二姨夫两人也都是八路军，都在六分区。到了二姨家，我开始进入左权二民校上学。
抗日小学的校址在一个大庙里，来上学的学生还不少。因为之前母亲曾经教过我识字，所以插班进入二年级学习。我因为是烈属受到特别关照，读书的一切吃住费用全免。抗日小学所在的地方也不安定，时常有敌人来扫荡，我们也经常跟着老师四处转移，敌人走了，我们就又回来读书。可以说，我的童年生活一直是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一直在抗日小学读书；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去了左权县城。当时为了纪念左权烈士，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左权县修建了烈士塔，烈士塔的纪念碑上第一行镌刻着左权的名字。碑上也有我母亲的名字，上面还附有母亲牺牲时的职务。
到了左权县城，我住在姥姥家里读书。当时县城的小学比较正规。一直到1948年，我十五岁，又参军入伍了，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当时，我到了太原前线，在炮兵第一旅作宣传员。我在宣传队教部队战士唱歌、写标语。还记得标语上写的是“打到太原去，活捉阎锡山”、“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太原战役前后打了半年，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了。之后，炮一旅奉命到了北京，再南下到了南京，那时南京刚解放，紧接着又去了大西南，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在那段日子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全国解放的形势一片光明。那时候我们解放军打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热烈地支持我们解放军，老百姓们推着板车给部队送各种慰问品，我们部队的条件也好了很多。以前战士们的军服总是补丁摞补丁，在这时期，给我们发的军衣都是崭新的，冬天还有棉大衣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就连牙刷、牙膏、袜子这些稀有的物件，也给我们所有战士配齐了。
部队在转移过程中，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有时候乘火车，有时候坐轮船。记得从太原到北京是坐火车，从北京南下，先坐火车，再乘轮船，尤其是渡江前往南京去的时候，非常危险，头顶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在投弹扫射，水势又异常凶猛，船颠簸得厉害，真是九死一生。
到西南的重庆、成都等地，我们主要任务是剿匪。虽然也常常遭遇危险，但总体形势有利于我们，人民解放军胜券在握。
那时我担任警卫员，主要的工作就是保护首长。当时，反革命势力还很猖獗，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时常危机四伏。比如，在成都的时候，我们的车被匪徒袭击，幸好及时制服，把土匪就地正法了。那时的土匪有两种，一种是惯匪，一种是国民党的残兵占山为王，人数也很多，有的整个师都成了土匪。打土匪，比与国民党正面作战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都隐藏在深山里，我们得去找他们。剿匪时，常常遇到敌人顽固抵抗，十分危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们的部队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就随着大部队返回了华北，部队改编为炮兵第三基地，驻军石家庄。 （采访/整理 雪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