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林：
　　回到天津后，我与哥哥和父亲、继母一起生活。因为父亲要经常在外面跑，多半时候，都是我们与继母在家里。
　　继母当家的日子，我和哥哥两个人生活颇为艰难。那时候，家里只有继母和她的女儿可以吃大米饭，我和哥哥两个人吃棒子面，而且都是定量的，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俩经常觉得吃不饱肚子。饥饿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让我至今记忆深刻。我们兄妹俩还有许多家务活要干，每天都如此，要是做不好，就要挨罚，罚跪、打骂都是常有的事情。我祖母远在上海，也不清楚我们的遭遇。
　　因为过得太辛苦，我认为苦日子没有尽头，还被迫离家出走了一次。偷偷地去找了同在天津的姨妈，兵荒马乱的时局，我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找到姨妈家的。姨妈看到我可怜的模样，就去找了我的母亲。母亲辗转看到我，很伤心。因为姨妈家里也很拮据，养我有困难，母亲就把我暂时寄养在一个她的旧时女友阿姨家里。
　　母亲资助我复学了，这也是我记忆中最开心的事情。我当时就读于天津的教会学校圣约瑟女校二年级，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第十一中学。教会小学在文化课中最重视英文，每周六七节乃至十几节都是英文课。数理等各科一律采用英文版本教材。只可惜没有读多久，我又被父亲接回了家，没能继续在那里学下去。尽管只在教会小学待过很短一段时间，但是那里的课堂文化精神让我记忆深刻。在那里练习的口语，包括作礼拜的祷告辞，直至现在依旧记得，每每和外国友人随口说起，他们都惊讶于我这个老太太为什么能说出如此地道的英语。这是后话。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又重新回到父亲家里，有机会继续上学了。只是不能去圣约瑟女校上学，因为学费太昂贵了，家里不肯支付。我去了一家普通的平民小学读书，一直读到三年级。
　　我父亲被一位旧相识介绍到北京工作，在公路部门担任机料科科长。家也从天津搬到了北京。他与继母离异了，在北京另娶了一房妻子。这个新的继母比上一个要好点，她不能生育，指望着我哥哥赡养她，所以对我们还算比较客气。
　　随父亲到了北京之后，我进入了东单三条的圣心学校读书，那是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北京的日子，因为时局稳定了些，父亲工作也比较顺利，我们家有一个独门独院的四合院，住在天安门长安街那边的石碑胡同。家里有人力车夫，可以接送我们上下学。在圣心学校读了三个多月之后，我又被转学先到佑贞小学，后来到了艺文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二十八中校址。那是一所普通完全小学，我在那里读了将近两年，一直到五年级。
　　因为父亲是知识分子，之前又一直在做演艺界的事情，家中藏书很多，尤其是小说、剧本之类的文艺类书籍。我儿时虽然上学是断断续续的，但却一直在读书，读家里的藏书。《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我在十岁之前都已经读过了，尽管很多都不懂，但大体上有个印象。
　　现在回想起儿时的那段岁月，有一个念头始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滋长，那就是———我要自立，我要快快长大。我始终认为，自己只要长大了，就有能力自己生活，就可以离开这个家庭，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绍武：
　　我和母亲跟着八路军129师一直在太行山腹地抗日。我那时候才7岁，还不懂事，印象中只记得每天都在跑，跟着部队跑。母亲是部队里的文书，后来又在部队的宣传队、物资队、被服厂等好多个部门工作过。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将日本人在华北地区的铁路、公路破坏得很严重，几乎让他们的机动部队寸步难行。八路军收复了很多县城和交通枢纽。这场战役是左权协助彭德怀全力投入作战指挥的。连北平日军的报纸也说，“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日本人没想到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他们只知道进入华北的八路军有三个师，没想到现在竟然冒出一百个团，打了“百团大战”，这让他们既震惊又害怕。
　　此外，当时左权还兴建了黄崖洞兵工厂，这个兵工厂就建立在我们辽县和黎城的交界处，兵工厂一年产量足可装备16个团。这无疑可以大大改善当时八路军装备匮乏的状况。黄崖洞兵工厂的建立，很快就成了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于是，他们决定要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报复行动。
　　1942年，日寇开始了大规模的夏季扫荡，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一大扫荡”。在华北太行山周围实行“三光”政策，他们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抢完再放一把火把屋子烧了，简直是无恶不作。日本人想要把八路军掐死在太行山。鬼子天天进山扫荡，母亲就带着我在山里跑。我跑不动了，战士们会背着我继续跑。
　　5月27号，这一天让我永生难忘。鬼子纠集大量兵力搜山，目标是兵工厂和被服厂。我母亲当时在苗玉闯六分区被服厂工作。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后备力量不被敌人发现，部队派了一个连的兵力与敌人周旋在老爷山附近的山林。
　　头一天，我们就开始准备干粮———炒好了的玉米豆，需要在石碾子上碾轧成玉米粉。轧着轧着，就听见不远处响起了枪声，我们赶紧把玉米粉装进袋子里转移到山上去。赶在鬼子进村前，我们都跑到山上了。那天夜里，我被母亲藏在一个大石头缝隙里面。母亲一夜没合眼，一直在转移被服厂的物资。天明时分才回到我身边，我当时看到母亲的神色非常忧虑。当时她身上没有任何武器，只有一把小刀子可以保护自己。天一亮，日本鬼子开始搜山了。我们就一直隐蔽在乱石之中，敌人也没有发现我们。直到傍晚时分，大家觉得敌人似乎走了，才开始慢慢往山下撤，准备造饭吃。我和母亲是比较晚才往山下走的，刚走没多远，就听见枪响，鬼子又杀回来了。我们又马上开始分散转移，我和母亲一块儿跑，我能听见敌人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追赶。在敌人的紧追不舍下，我和母亲跑到了一个山头。前边是悬崖，后边是追兵，眼看他们就要追上来了。情急之下，母亲只好用身子护着我，纵身跳下了悬崖。
　　当老乡们发现我们娘俩的时候，母亲只有微弱的一丝气息，当时也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就这样母亲牺牲在了茶壶山下苗玉闯村的山沟里，我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成了烈士遗孤。这件事虽然过去很久了，但如今想起来我仍然特别难受，特别痛苦。我很少谈这件事，一直觉得母亲的牺牲，跟我年龄小跑不动有直接的关系，我是革命的累赘，给革命带来了负担。
　　如今，我仍常常怀念我的母亲。母亲牺牲五十多年后，经过反复寻问，我找到了她的遗骨，安葬在北京昌平，修了烈士墓。母亲牺牲的地方是河北武安，那儿由当地政府修了一个烈士碑，上面刻有母亲的名字。每年，我都会去陵园拜祭母亲，告诉她，她的血没有白流，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革命事业最终取得了胜利。 （采访/整理雪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