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王广庆，籍河南省新安县磁涧镇，1949年去台之前曾历任中央监察委员、国立河南大学校长、立法委员。赴台后，1974年于立法委员任上逝世。
　　虽是膝下至亲，我和父亲接触却很少。1940年到1944年，河大在嵩县伏牛山窝的潭头镇避难办学。我在镇上上小学，这一期间是我和父亲相处最多的日子。小镇虽然偏僻落后，但是淳朴安稳。父亲在校长任上，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筹措经费，聘请学者，尽力招生，坚韧办学，把省立的河大办成了全国综合考核第六名的国立河南大学。许多当时的名教授，像范文澜（文史）、樊映川（数学）、郝象吾（农业）、李燕亭（化学）、王鸣岐（生物）、嵇文甫（文史）、孙祥正（理化）、陈梓北（音乐）、张静吾（医学）等等，都齐集在学堂里，在抗日的烽火中，潜心著述授业，培育出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国家栋梁。马可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短暂的父子天伦，除了记忆中偶尔的抚爱之外，印象里的他，严肃、少语而温和。他伏案疾书和间或的吟诵是我最深刻的记忆。因为书法成体，向他求字的人很多，磨墨牵纸的事往往就落在我的头上。我两手拉着条幅上端，向后倒退，看着他从上到下悬肘挥毫，走笔龙蛇，那种感觉是很好的，有几分好玩，也有点得意于观摩者对父亲的尊敬。可是在不大的砚台上滴水磨墨，一磨一两个小时，对于七八岁的我，那真是难耐的苦差，然而父命难违，只好强打精神，用重压轻推的手法，转着手腕，一缸一缸地磨出墨汁来，倒也磨练了我的性子。
　　有时他也教我读古文，先是讲《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几段之后，就叫我自己往下背。我说自己看不懂，他就告诉我，不懂不要紧，只管往下背，以后就懂了。后来，又问我，在私塾里读《论语》、《孟子》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就问：“孟子的话叫《孟子》，为什么孔子的话不叫孔子而叫《论语》呢？”他非常高兴，说我问得好，为儿子的“聪敏”发自心底的赞美，这是唯一的一次了。
　　听母亲说，他那时在写“（河洛）方言”。乡村大油灯归父亲用来写书，为了省油，我用小油灯做作业。小学生贪玩，我睡觉早，夜半梦醒，父亲写书，母亲缝补，二妹甜睡，此种画面，至今铭记深深……啊！那段艰苦的抗战时光，那个善良勤劳的年轻母亲，那个惊人美丽幼小活泼的二妹（三、四岁），那个治学坚韧的敬爱父亲，那个寂寂温馨的儿时旧梦！
　　此后的日子就不堪回首了。1944年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里，日寇蹂躏了中原，小镇无法幸免。跑反逃难，忍饥挨累，惊恐仇恨，罄竹难尽。三个月后，到达“一脚踏三省（豫、鄂、陕）”的荆紫关，劫后余生的河大师生，特别是眷属小孩，已经筋疲力尽、瘦弱不堪了，亲人牺牲的家庭更是悲愤难言。父亲因为河大的变故，引咎辞去校长职务，带着全家去了西安，结束了治校生涯。经过惊慌刺激，二妹病逝西安，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这给了他巨大的打击———她是父母的心头肉啊。
　　父亲失业的日子里，做学问时间更加充裕。“方言”手稿已经写了几十本，立足河洛，兼涉吴越（父亲在江浙时间很长，母藉上海），上引“说文”，下收俚俗，洋洋一部中华语言巨著。可惜战乱中大部遗失，南京家中仅存七八册。上世纪九十年代家乡政协诸君见之，详加校点，乃残卷成册，由古籍出版社作为民国文库丛书出版，可说是功德之举，我也深为感动。
　　1947年他当选立法委员，仍然笔耕不缀。1949年，大陆解放，他与二堂兄一家赴台，海天相隔，一别永诀。堂侄女佩南，常常侍奉在侧。长子如我，今生未尽一日之孝道。我对他的音容记忆停留在六十二年以前，而从我1933年出生到现在，耄耄老矣，和他朝夕相处的时间，累计也不超过三、五年，人生苦短，父子团聚又为何如此短暂？
　　虽然他的至亲骨肉都在大陆，但是二堂兄、嫂子、侄子、侄女、侄媳、都替我和妹妹们尽了孝道。尤其是佩南侄女，求学之余，日夜侍奉，无异至亲。二堂兄回大陆多次，总谈起父亲公余治学之勤之精，带给我一本他在台出版的《复声语音发微》，其中有台湾大学教授高先生的一段评语：“自小学以来，未有之也。”可见水准之高。
　　先父一介儒生，出身贫寒，艰苦卓绝。启蒙乡里，留学东瀛，从政平平，治学有成。台湾刘自然事件中，他一身正气，鲜明反对美军残害中国百姓暴行，民族气节，表露无遗。他对我言教不多，身教深刻。我少时不喜儒学国故，对他的学问毫无兴趣，因而坚习理工英文，不承家学。今年岁日老，才逐渐领悟到他从事的学问价值。
　　先父在台著述不断，除成书者外，零星文章散载于报端刊页者也不少。今佩南侄女集文成册，又是一桩亲子未能尽责、侄孙女共偿夙愿的善事！
　　佩南电话里告我，今秋十月，新安县拟为“千唐志斋”举办庆典。她编的《王广庆著作集》将出版在前，届时赠送诸位乡里亲友，要我也写几句话。“千唐志斋”是先父倡议命名、张钫将军出资兴办的国宝级博物馆，庆典意义自不待言。先父著作集借此机会与乡亲见面，亦一有意义的事。我已经离乡近七十年，妹妹们更是无从印象。借此机会，我的回忆和感想，也代表三位妹妹，就是对家乡的怀念与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