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林：
　　我1934年出生在天津，祖籍江西吉安。吉安古称庐陵，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这里人才辈出、名士荟萃，曾出现过“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历史盛事。我祖上是颇具名望的大户人家，高祖黄赞汤，是道光年进士及清翰林殿阁大学士。曾历任河南巡抚、河道总督及广东巡抚等官职，还管理过西楚两岸盐饷事务，任江西盐饷总局。曾国藩练湘军，我高祖曾捐济饷银八十余万两，两次相助。
　　到我祖父一辈，家中虽然在武汉等地有一些产业、银号，但因牵连到官司，又不幸遇到火灾，家道中落。幸好祖母孙氏家族也比较庞大，才没有完全衰败下来。
　　祖母孙氏出自安徽寿州（今寿县）的名门望族，是晚清名相大学士、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的女儿。因为家境不济，我祖母带着她的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赴上海投靠亲友，父亲在家排行老二。在上海，孙氏家族有不少产业，祖母和父亲的生活境况还不差。
　　上个世纪20年代，父亲在上海读书，毕业于中国公学后，求职去了天津。先是在天津的铁路部门做一个小科长，后来转行做了天津明星电影院的经理。我父母是在天津相识、结婚的。我和哥哥都在天津出生。那时候时局很不稳定，“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进犯中国，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天津那时候是沦陷区，物资匮乏，老百姓生活很艰难。1940年，父母亲感情发生问题，两人离婚了。我和哥哥随着母亲前往上海艰难度日。祖母是非常反对我父母离婚的，但也无法劝阻我的母亲。
　　在上海，我开始上小学了。刚上了一年，就不幸患了肺病，当时患肺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母亲只好让我休学在家里养病。其间，哥哥因为是黄家四门的独生子，被祖母下令接回父亲身边抚养，只有我跟着母亲。后来，因为母亲要再婚，我不好跟着她去，就被送到浦东乡下待过一段时间。在乡下，我要下地去帮忙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身体竟然慢慢好了许多。后来，我祖母认为黄家的子弟必须回归黄家抚养，就把我也接回来了。那段日子，我辗转于各个亲友家，大多时候寄住在姑姑家中。
　　在上海时，日子还过得比较好。几个姑姑家条件都比较好。二姑父家是上海的名门，其祖辈早年在安徽望江县是望族，曾祖父辈是管盐务的道台，家里很有钱，辞官后在江苏扬州盖了很漂亮的园林，叫何园。何家也出了不少名人，二姑的儿子、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何祚庥是我表哥，只可惜二姑父过世比较早。我因为身体比较弱，一直在姑姑家里和表哥们玩，只在家中看看书、识识字，没有去正规的小学上学。
　　那时候上海也是沦陷区，日军在上海为所欲为。我们很少出门，多半是在家里待着。记得有一次跟着大人出门，突然遇到日本兵临时检查，日本鬼子在路两边设置了铁丝网路障，只留一个小小的出口，大家依次从那里通过，接受搜身检查，连我们小孩子也不例外。那个画面，以及给我带来的恐惧，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后来，先是我哥哥被父亲接回了天津，不久后，我也被接回天津，和父亲、继母一起生活。

绍武：
　　1933年，我出生在太行山下的山西辽县，也就是后来的左权县，是个革命老区。
　　我父亲母亲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父亲是学机械的，大学毕业后在太原一家兵工厂做工程师。母亲是学师范的，毕业后就在省城教书。他们在省城太原读书的时候结识，自由恋爱结了婚。后来因为一些变故，父母辞职从省城回到了辽县老家。
　　在辽县老家，父母和一大家子人住在农村。父亲是家里的幼子，上面还有两位哥哥。因为我父母是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的，老家对他们的议论颇多。家族里的妇女们都是旧社会的习气，裹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们看到母亲留着剪发头，大脚板，说一口官话，会写字、会唱歌，还会教书，更是看不惯。母亲为了父亲，努力适应老家的生活，但依旧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插曲”。加之父亲因为在老家工作上出现了许多不顺利，又心疼我母亲在家族中受苦受气，竟然病倒了。
　　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加上家里封建思想依然很浓厚，长辈们不肯请西医来看病，我母亲又说不上话，眼睁睁看着家里只请了一个“土郎中”瞧病。也不知道郎中开了个什么方子，没成想，越吃药病情越糟糕，最终也没有治好，父亲就这样不幸过世了。
　　父亲过世时，我才十个多月，母亲非常悲痛。但生活还要继续，母亲心中一直思念着父亲，决心要一个人带着我过日子。就这样，母亲带着我，靠教书维持生活。记得那所学校是在一个破庙里面，母亲白天教书，晚上给我做一些缝补的针线活计，虽然日子很苦，但我们母子二人在一起相依为命，也觉得不是很苦，我也慢慢长大了。
　　我四岁多的时候，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我和母亲所在的辽县，山势险峻，雄踞太行屋脊，东瞰河北平原，西窥三晋大地，是晋冀出入通道，素为战略要地。1937年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和中共冀豫晋省委进驻辽县，以这里为依托，创建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那时候，辽县的革命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自卫总队部、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老百姓们筹粮筹款、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和配合八路军，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犯，使辽县成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辽县成为了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我母亲是知识分子，又是进步青年，自然投身到抗日革命洪流中。她于1940年正式加入了八路军129师，我也跟随母亲到了部队。
　　在部队里的生活特别艰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粮食，我们开饭的时候就吃马料煮的汤。煮好的汤放入大铁桶，往院里一放，大家一起吃———汤里也没有几粒豆，来晚了就只能喝清水———从战士到干部都一样。但是，那时真没觉得特别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偶尔也有情况好点的时候，比如说麦收时节，能吃上一次馒头。由于战争的时候没有石磨，只能吃麦子煮的麦饭，不好嚼，但也吃得津津有味。我是队伍里唯一一个小孩子，大家都特别疼我，当时觉得自己过得很快乐。 （采访/整理：雪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