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顺
郭璞，字景纯，晋河东（今山西）闻喜人，两晋一代奇才。据《晋书·郭璞传》：“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可见他文章词赋、经义训诂、阴阳历算，可谓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若按现在的学科门类划分，他既是诗人、文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也是地理学家（据说他著有《水经》三卷）、阴阳术数学家。他会方术，能未卜先知，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或者可以叫做未来学家吧。总之，此人博学多才，涉猎甚广，如果按现在写几篇狗屁不通的文章、抄几段现代八股理论、让印刷厂订成本本、就自命为这“家”那“家”的标准，再为郭璞戴几顶桂冠也似乎不是太困难的事。
　　据《诗品》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江淹也是南北朝时期的大才子，原来是得了郭璞之神授，才有锦绣文章传世，这则传说尽可折射出郭璞在当时文坛的非凡影响。我有一点想不通的是，在文人们习惯以经学为正统并藉此干禄求仕的晋代，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一个性耽风水历算、阴阳八卦的算命先生，为什么会对《尔雅》、《方言》等枯燥乏味且泛出主流文化之外的文献材料情有独钟，并倾注极大的精力为之作注，成为它们较早的卓有成就的注释者和研究者？
　　从郭璞的《山海经注》序中，我们似可察其端倪，略知一二。原来他是有感于“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竒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以致“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余有惧焉”，于是决定对《山海经》作抢救性的整理（没有专项经费，也不可能有任何名利上的回报）。这的确需要一种文化学史家的远见卓识，更需要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文化担当精神。事实上，《尔雅》、《方言》、《山海经》等书就是凭藉郭璞的整理和注释才得以流传至今，为后人传承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然，博学多识的郭璞对整理和注释这类古奥艰深的文献古籍充满了自信，他在《山海经注》序中的一段文字，大有豪气干云、睥睨古今、舍我其谁的气概。他说：“夫蘙荟之翔，叵以论垂天之凌；蹏涔之游，无以知绛虬之腾。钧天之庭，岂伶人之所蹑？无航之津，岂苍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于戏，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到底是词赋高手，在张扬蹈厉的文字深处，涌动着的是诗人的激情和文化先哲大气从容的气韵。
　　但就是这么一位才冠古今的大文士，在房玄龄等人所作的《晋书·郭璞传》中，却没有用多少文字来介绍他的文学景观或学术成就，而是把他看成与葛洪齐名的阴阳方术之士，用大量文字来记述他如何未雨绸缪避难江南，如何为帝王政要们卜卦算命趋吉避凶。在史学家房玄龄笔下，郭璞成了一个未卜先知的神仙，这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初读这篇文字，不免疑窦顿生，但细细想来，又不能不佩服房玄龄，原来他是用文学家的笔法在写历史。在他的笔下，郭璞周旋于朝臣政要之门，游刃于豪强权贵之间，而且“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看似荒诞庸俗，实则为他后来的处变不惊、慷慨赴难作铺垫，这样写来，自然多了一种跌宕，一层传奇色彩，更使文章有了一种冷峻的悲剧意蕴。
　　其实，郭璞完全可以不死，而且可以活得非常滋润。他当时担任尚书郎，虽然职位不高，但深得晋元帝赏识，“以才学见重，埒于（温）峤、（庾）亮，论者美之”，这份荣耀，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当王敦准备谋逆起事之际，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其实是鼓励他们二人起兵讨逆。有趣的是，王敦举兵之前，也让郭璞打了一卦，希望讨点口彩。但作为王敦记室参军的郭璞不识相，偏说“无成”，自然是想阻止他起事。王敦本来就怀疑郭璞劝温峤、庾亮起兵对付自己，又闻卦凶，已起杀心，于是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郭璞大概已算准自己难逃劫数，干脆猛地往火上浇油。王敦果然大怒，又问：“卿寿几何？”答曰：“命尽今日日中。”既然如此，便只有一死了。
　　公元324年，东晋的天宇上空，一颗耀眼的文曲星黯然陨落。文人的头颈再硬，也硬不过军阀的刀刃，这倒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自东汉末年到两晋之间，有多少英贤才俊一个个倒在了权贵们的刀下？祢衡、杨修、嵇康、郭璞……这是一串灵气闪烁、血性飞扬的死亡名单。在权力的蹂躏下，文人们要么倒下，要么跪下，既不想倒下，也不想跪下，便只有学阮步兵装疯卖傻，长醉不醒，或者效陶渊明采菊东篱，悠然望南山了。其实，以郭璞的才智，完全可以学东方朔，将王敦小儿玩于股掌之上，但郭璞没有这么做，也许他更相信命运之神。郭璞曾经因耽于酒色，受到著作郎干宝的批评。面对干宝“此非适性之道”的批评，郭璞却回答说：“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似乎他早已预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倒为他的死染上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
　　郭璞以占验名于世，最终以占验弃世，这无异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会水者死于水，看来不无道理。前些年，很有一批现代方术士热衷此道，借此欺世盗名，很为唯“物”主义的官吏权贵们所青睐，于是名利双收，富甲一方。更有不少知名文士，也打着未卜先知的招牌，出入权贵之门，行的却是投其所好、溜须奉迎之事，为的还是陶渊明不屑的那五斗米。虽然都是占卦算命一途，但和郭璞相比，其别又何啻天壤，徒让世人感到人性的悲哀罢了。
　　斯人长已矣。郭璞作为一代文士，只活了49岁，他身上也许有瑕疵，但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古代文人的价值追求、文化先知的眼光、特立独行的胆识以及驳杂多姿的人生色彩，在那个时代以迄当下，都是不多见的。我想，《晋书·郭璞传》别具匠心的构思取材，也多少寄托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文人情怀吧。而对于今天的文人学士们而言，郭璞无异于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