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工作时，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安排的专业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当时自己很想进中国古代史专业，但既然是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服从了。
　　做世界史，要求外文好。我当时只是会一点英文，能看一般的英文历史书籍，但是阅读速度与理解深度都很不够。好在我对外文不仅无反感，而且有兴趣（早年不愿意学日文是另一回事）。既然要我搞世界史，那就横下一条心学呗。正在加紧提高英文水平时，又遇到了必须学而且要迅速学会俄文的要求。英文还未及加深，又来了俄文，搞不好就会“鸡飞蛋打两头空”。怎么办？于是我又参加了突击式的俄文速成班，班上老师要求学过一种外文的人尽可能联系已学的语言来学俄文。这给了我一个大启发———联系英文学俄文。
　　我的办法是，准备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两个本子一字一句地对照看，每一句都用在中学学英文时的图解法（diagram）来做文法分析，用不同颜色的铅笔轻轻地划在书上。每天不求多，但必坚持。经过一段时间，这本书读完了，自己觉得效果还不错。
　　又用同样的方法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这本书读完，不仅没有了“鸡飞蛋打”的顾虑，而且感到这样做能够使英文与俄文的学习互相促进；特别是在对读过程中发现了印欧语言词汇、语法中的一些有趣的异同，很开眼界。以后，我学德文，到自学阶段时还是用这个方法，用德文原本对照英文和俄文译本，每句都表解分析地读。由于德文和英文关系更近，在比较对读中可以迅速发现二者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大大加快了德文的把握进度，而且对三种文字的学习也大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同时，收获还不仅于此，这样做也使我更自觉地在学习中注意比较方法的运用，促进了我的比较意识。
　　随着比较意识的提高，我也把学中国古汉语文字学的方法运用到学外文上来。对汉字，我有追寻其小篆字形和古音的习惯；推广到学外文上，就是随时追寻外文字的字源。这种方法短时间看不到效果，成年累月积累下来，就很可观。它既有利于加深、加固对某一种文字的理解和把握，又有利于学习多种（同一语系）的文字。还有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效果，就是因为理解得深，所以记得快、准、牢，从而大大提高效率。原先以为这样的笨方法会费时间、低效率，而结果恰恰相反，尤其从长时期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我曾费了大量的时间学外文，但是学外文并没有妨碍我对中国学问的学习。
　　我注定要做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了，就决心好好干。当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正热，有些先生涉及了与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制度的比较。我想，要研究希腊社会经济问题，斯巴达和雅典总是不可缺的。于是就开始准备做黑劳士制度的问题。这时东北师大来了一位教世界古代史的苏联专家，要开青年教师进修班。我考上了那个班，从1955年深秋到1957年夏，在那里学了两年世界古代史。这两年里，除专家讲的本专业课外，还有俄文及理论课，其余时间就是做论文。我就选定了《论黑劳士制度》为题，结果写出一篇八万多字的论文，其中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论文在一个规模不小的答辩会上答辩通过，并得到了当时认为的最好的评价。进修班毕业，可是没有颁发任何学位；全班同学也都没有获得学位，当时没有这个规矩。一位老先生把此文推荐给了一家出版社，他们看了稿子，答应出版，但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多数文字加工意见我都能接受，就是有一条我不赞成一位苏联大学者的意见的地方，他们要我必须改；我想我的苏联专家老师都没有要我改，宁可不出也不改。这样就没有再把稿子寄回给他们。我算做对了一件事：没有把不成熟的东西随便发出去。
　　做《论黑劳士制度》论文时，我一直有两块心病。一块心病是只能看洛埃布丛书的英译文的这半边，而不能看其希腊原文的那半边。用史料不能从原文入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另一块心病是，眼看着要做比较研究，可是自己在中国古史方面的文献功力仍然显得不够。
　　由于想治这两块心病，首先打算自学古希腊文。找了一本用英文写的希腊文文法书，自己就试着往下学；因为没有老师可以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放弃。学不了古文字，就转而自学德文。我买了一本北大德语教研室编的《大学德语课本》（第一册），自学起来。毕竟现代语言比古语文容易多了，这次自学为以后几年从师学习德文打下了一个初步但扎实的基础。
　　古希腊文学不会，就更觉得自己不能放松在中国古文字方面的努力，因为这是我在可望的将来（现在应该说终身）能够直接用来研读原始古文献的唯一的语文了。自从工作以后，尽管具体做的是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但我从未间断在中国文献方面的业余学习。最有保障的是一天工作下来的晚饭前或后，到住处附近的旧书店去逛一个小时左右，除一般寻找有无可购的中外文书籍外，每次的重点都在搜寻清人的小学、经学和目录学方面的著作。有些书很贵，买不起，就每次看一些，总要看到有一个大体了解才罢手。对清代著名学者年谱，每见一部，都要浏览一遍。这样就逐渐积累了一些最基本的清人小学、经学著作。
　　我买书的原则是，在买得起的里面挑版本印刷最好的，但也没有名贵好书。我常对人说，自己买书几乎像旧社会挑女婿一样，左看右挑，经过许多回才很吝啬地买一本。其实不是吝啬，这样买来的书，未到家，你对它的大体内容、功能特点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后用起来效率高，有时一本能顶好几本用。这一点可怜的体会，也许是有钱大手大脚买书的人无法感受的。直到“文革”开始前，我这一逛旧书店的习惯一直坚持十几年不断。“文革”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同时兼做中国古史教学与研究，之所以不觉突然，实在与此有关。（整理/雪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