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党90周年


　　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导致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十分混乱。我出身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葆儒是部聘大学教授，当时在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书。父亲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并于解放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三哥周雪登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宪兵逮捕，释放后去溧阳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那时国统区的大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抗议 “沈崇事件”反美示威， “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游行，演反通货膨涨的话剧，开 “五·四”营火晚会，唱进步学生运动歌曲等等。
　　当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是一群生活在校园中尚在读初中的花季少年。我们经历了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又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在进步学生运动的思想影响下，早已按捺不住胸中那颗热血沸腾的心，一心一意要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1948年冬，我和同住在一幢教师宿舍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上初中的几个同学———姚星一、刘有铣、张寿庭多次秘密商量，准备渡过长江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我们四个少年私下开了几次会，一是设法筹一些钱，二是研究具体行动方案。后来打听到国民党军队已经封锁了长江，加之筹钱也遇到困难，才使这一计划未付诸实施。
　　1949年4月21日解放大军渡过长江，4月23日无锡解放。6月13日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全国的团员只有20万，组织上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工作，但我迫不及待地要参加革命。我们几个小伙伴，终于在1949年初夏经过考试进入解放军三野军政干部学校 （后改名华东军政大学），这关键的一步，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那年夏天，在母亲回家乡浙江海盐的时候，我一直悄悄准备行装，因为担心打了背包背不动，就把被子里的棉花絮扒掉，缝成夹被，还在枕头套里装上换洗衣服，既作包袱又作枕头，学着解放军的样子，打好了一个背包，背包后面插上一双鞋。7月14日那天，趁父亲去上班的时候，我悄悄背起背包不辞而别到军大报到。
　　那年我15岁，由于生长在战乱年代营养不足，我长得又瘦又矮，像个10岁左右的孩子。有一次大家用食堂的大杆秤轮流称体重，由两个人抬起秤，被称的人两手抓着大秤钩将身体吊起来，称的结果是67市斤。刚参军时，我们发的是草绿色的粗布军衣，我虽然选了一套小号军装，但仍然太大，只得把袖子及上衣下面两个大口袋折进去，缝起来一大截才能勉强合身。腿上打着粗布绑腿，脚上穿的是解放区农村妇女为部队做的土布鞋。
　　我所在的军大三总队十二团，临时驻军在无锡市女子中学。学生宿舍是双层木板床，臭虫很多。每当半夜被咬得睡不着时，爬起来开灯一看，一大群吃得圆滚滚、红通通的臭虫正在四散奔逃。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在内衣裤里发现了虱子，老同志说这是 “革命虫”，因为它是和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紧密相联的。之后我到朝鲜战场时，又曾一度在衣服内发现虱子。其实消灭虱子是比较容易的，只要生活条件允许，勤换衣服，用开水将换下来的衣服、被单烫几次便可解决问题。
　　华东军大的教学计划规定，政治课占70%，军事课占30%。政治课主要讲社会发展史，军事课则从立正、稍息、四面转法、齐步、正步、跑步开始，进行基本的队列训练。一个多月后，女子中学要开学了，按照上级指示，我们的驻地转移到常熟。常熟距无锡约90华里，那时汽车非常稀少，军大的学员们打起背包，排着长队，徒步向常熟进发。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行军。这次行军对每个学员都是重大考验，我的脚底打了泡，仍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坚持着。我们的区队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用针帮我把水泡挑破，再用一根头发穿过水泡两头，使泡内的液体不断流出，以减少疼痛。他还告诉我，行军时要尽量走直路，千万不能曲里拐弯地走，这样累加起来会多走一半的路。他还告诉我，休息时要把脚抬高使血液回流以减轻疲劳。那一天我们起早贪黑走了十几个小时，大家虽十分疲惫，但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
　　在常熟，我们住在寺庙里，大殿的地上铺上稻草，就成了我们的床铺，听报告时，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在膝盖上记笔记。星期天是处理个人卫生的时间，我们每个人的衣服、被子都是由自己清洗。当时每天只有两餐饭，经常是从北方运来的小米和高粱米。小米饭像散沙一般没有黏性，高粱米发涩，这些北方杂粮南方人从来没吃过，难以下咽。我们第一次吃小米饭时，看起来黄橙橙的，还以为是蛋炒饭哩！
　　几个月后，我们又转移去南京，军大把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学员编入十三团女子大队青年队 （驻地为原国民党陆军监狱）。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是赫赫有名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他曾在旧国防部大操场上给我们作过以 “为人民服务”为题的精彩报告，报告密切结合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实际，他那带有四川口音的演讲，生动风趣，大家听了深受鼓舞。经过八个月的军事、政治学习，我们于1950年3月预科结业。华东军政大学先后招收了近5万名小知识分子，为部队输送了的新鲜血液。军大预科结业后，大多数学员转入军队各专业学校学习，之后大部分同志成了部队技术兵种的骨干，也有的担任文化教员、文工团员等。著名电影演员陶玉玲，著名作家冯德英、杨佩瑾等都曾在华东军大学习过。我和杨佩瑾等同志于华东军大预科结业后转入解放军华东通校学习报务，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我们一起去了朝鲜前线。
　　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自己62年前毅然参加革命的经历，不禁思绪万千。参加革命后常常有人问我： “你有那么好的家庭环境，为什么不继续上学，而要参加革命自找苦吃呢？”或许是因为我亲眼看到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但更多的是共产党的崇高革命理想———建设一个民主、平等、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吸引着我，使我自觉、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踏上无悔的革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