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为刘敦愿先生，右一为张维华先生


　　先严（刘敦愿）乃一介教席，平生悉以课徒为业，奉职山大学府五十载，教书一丝不苟，术业精益求精，桃李天下，功业有成，以文献功底深厚和治学态度严谨之见长，自出机杼而别树一帜。先严於案牍劳形与埋首故纸之余，最大爱好及乐趣，则是阅读《福尔摩斯》、《尼罗河惨案》等侦探或推理小说聊以自娱，犹如身临其境从中领略蛛丝马迹之破案线索与缜密环节，对解惑历史之存疑深受启迪和助益。身为考古之人，先严早年致力於田野调查，在“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之教涯生中，令人难以忘怀之经历，首推其凭借一张清人古画而发现一处龙山文化。
　　先严出身於美术专业，对中西绘画素来颇有关注。他以见微知著之慧眼，明察秋毫之洞悉，按图索骥之所求，穷原竟委之探索，历尽艰辛，最终寻觅到胶州“三里河遗址”。
　　重温轶事，饶有兴味，是故稍以赘言娓娓道之：
　　一九五八年，在青岛文管会诸多藏品展览之中，尚有一件灰色陶罐，器壁刻有山东丹青大师高凤翰（字西园，号南村，亦称南阜山人，扬州八怪之一，胶州人，1683年生，1748年卒）名曰“吸古得深味”之所赋诗句与题记，颇为耐人寻味。不过此件无殊，平朴如常，其生成年代为之甚晚，陶器小口、圆肩和深腹之造型，迥非龙山之物。但无独有偶，事既凑巧，师长张维华先生（山东大学教授，著名秦汉史、明清史和中外交通史大家）於青岛文物店亦购一副高凤翰之水墨花卉（后捐赠山大历史系），画上也有相同题诗与记事，仅文字与其大同小异，尚无年月记载。即抄如下：
　　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阿翁拾来插瓶供，常结莲房碗大绕。
　　余家介子城下，常得瓦器如罂罐，可充瓶供，插莲花，房大如碗，饱绽坚实，以其气足，生物可成也。
　　南阜老人左手画并志。
　　解析字里行间之玄机，探究图文并茂之奥秘。打开画卷，不觉一震，先严凝神谛视而爱不释手。此画格外注目之处，则是其中插有莲花和莲房的陶器与上述形制大相径庭，它是一款上有“流”和“鋬”，下有“三足”之器物，显然是件典型龙山文化之“陶鬶”，虽经画家写意夸张，但百变不离其宗，时代之特征仍是尤为明显。从而说明远在二百余年以前，龙山文化遗物业已被人所发现。
　　一九五九年，先严从青岛专程赶往济南（迁校之前，山东大学原址则在现今青岛海洋大学），执持高氏大作登门拜访王献唐先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金石学家以及版本学家），借重高才请其一辩真伪，细经甄别高氏画中遗篇坠款，确系仿冒赝品，先严闻之，失望莫及。此画虽非真迹，并且不知凡几（王献唐先生於抗战之前，也曾购置了同样一副，经鉴定实乃伪品，后来因未加珍惜也就不明丢失了。诸如此类，不一其人）。然而，赝品是由真迹临摹而来，无论作品真伪如何，其“陶鬶”无疑皆为写实之作。仅鉴於此，高凤翰之所谓“介子城”，当属一处未被发现之龙山文化，这个推论极具参酌价值，但正确与否，尚须通过实地考察加以验证。
　　因此之故，一九六零年（此时，山大已迁至济南），先严携其同僚行装就道远赴胶州，作了一次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与采集。
　　“介子城”位於距县城西南三四里之遥的古城村。据县志记载，它曾为春秋时期的介国、汉代时期的介亭所在地。是岁还仅存部分清代高台和乾隆时期的破损碑记，原为胶州一处名胜，然时过境迁与沧桑巨变，洎今其遗迹早已荡然无存。翌日，先严於古城村的东南之隅，发现一段长约百米，高约两至三米之残垣断壁，墙基上仍留存若干洞穴，其中还参杂些许绳纹陶片和豆柄等物，证明故城遗址的确存在，但是否归属春秋时代之介国，却难於辨别，既非此行目的，姑且兹不具论。虽经再三寻找，始终收获无几，除在村南临河断崖之处找到零星碎片之外，并未发现任何龙山遗物及其文化地层。由是以观，此地绝非高氏所云“瓦器如罂罐”出土之处。倘若如此，其“陶鬶”究竟从何而来？先严莫测其由而陷入沉思默想。高凤翰题记之“余家介子城下”者，乃就大体范畴而言，高氏以古地为说，想必是增强其艺术创作之诗情画意罢了。所存疑虑，涣然冰释。先严继而推测高氏“陶鬶”及其“老瓦窑”，肯定离此相距不远。若然，但凡再进一步，跟踪追击，其未解之谜行将告破而计日程功。於是先严电迈高氏故里———“南三里河村”（此处有条贯穿东西流域之河，称为“三里河”，南北两村皆因其故得名而来）。行径乡间，询於刍荛。据当地老农告知，村边周围时有铜器、陶器以及诸多瓦砾出土。先严循其所指前趋一探虚实，或许是其语焉不详，使之巡察徒劳而不尽人意。先严再谋计议而另行他往，苦逾三日，功不唐捐，先严沿河两岸屡经搜寻，却在“北三里河村”附近（仅与高氏家乡隔河相望。其范围：东西约二百米，南北约三百米。纵横村道将其分割成大小不一四个部分，面积孔大且地表多有遗物暴露），陆续发现了几处灰坑与大量的残缺鬶片。尔后，又接连采集到某些石器（其中有件较为完整的“石锛”，则是先严用所剩半包香烟与老乡交换得来），将其纤悉无遗予以罗缕纪存，按序依次编号、测绘、粘接和修复。先严负任蒙劳与时积日累，使之初露端倪而渐入佳境，曙光在望，不日或将方见分晓。但孰事难料，恰待拍照及存档之际，徒因房东两小顽童与家犬互逐嬉戏，不慎将其复原标本打翻在地而毁于一旦，旷日所费心血随即亦付东流，乃至先严锐挫望绝，殊有不堪愁绪於言外。何奈，此行刻期已至，半途之业只得暂尔搁浅。先严遗憾回府，以待再图来兹。
　　返济过后，先严百虑攒心而自顾不暇。在许久操劳与起居的无律之中，饮食不周和营养不良，故使康泰受损，躯躬抱恙，疾患时作时止，最终导致其“胃穿孔”病发而紧急送医抢救，结果切除了大半个胃。性命虽保，但元气大伤，从此“十二指肠溃疡”就一直伴随终身。区区困苦，岂能甘休？成败利钝在此一举，先严不迪医嘱安心静养，却依仍旧贯而夙兴夜寐，目不交睫而挑灯夜战。不宁唯是，他还励策老少家人竭力投入其中，以责为重，以舍为营，煞费周章重将诸此破陶碎瓦加以俢补与整合（寒舍混乱似狼藉，犹同废品收购站）。
　　综观胶州调查之所集文物，通过其时代和类型与异地相互参照及反复比对，咸与日照“两城镇遗址”（典型特征：流部较为宽短，前肢二足稍短，后肢一足肥壮，其足端作实心锥状）等量齐观。比较和审视彼此关系遥相呼应之近似与吻合，足以证明两者文化来龙去脉之异曲和同工，不仅是“源远流长”，并且是“同宗一脉”。若以溯流觅源为伊始，势以归根结底而告终。故此断定，高氏笔下之“陶鬶”由此出土，必是彰明较著而毋庸置疑。至幸，至幸！旗开称捷，深庆五衷，先严等人不胜激动之情溢於言表。父云今犹在耳：“天不我欺”，又曰：“微愿可偿也”。何曾料想，言之所预果如其然，高氏所谓“老瓦窑”之地，原来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之龙山文化———胶州“三里河遗址”（距今已有4300多年之历史）。事已至此，卒底於成，其史前文明之神秘面纱终被揭开。
　　高凤翰之画为先严锲而不舍之发现，提供了重要之线索；而先严按图索骥之验证，又为日后考古发掘奠定了坚实之基础（1974年和1975年，经由中国科学院山东考古所接连两次大规模的现场发掘，确定该遗址为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上下叠加，共有2000余件文物出土；1996年和2006年先后被列为山东省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於此同时，反过来也验证了高氏遗作所记载之真实性，故而将龙山文化遗物发现之时限大为提前，因此极大丰富和提高了龙山文化之研究史料与历史价值。
　　先严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一生忙碌，四处奔波，敬业之心使其足遍齐鲁各地而乐此不疲。某次野外调查归来，喜逢幺儿降临，便欣然为之取名“陶陶”。弄璋之喜而名之以瓦，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明志”更谓切宜，可见先严对田野考古感情之深，自不待言。
　　岁月悠悠，人生几何，五十余春秋倏然即逝，慈父见背，墓木已拱。方今，追思先严之往昔，道念霜露之纪辰，谨以拙文述之而飨读者。此事虽小，微不足道，但在中国考古史上却乃趣谈佳话，倍感意犹未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