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来自14个国家的20多位外国专家学者以及100多位中国学者和企业家汇聚一堂，就“中国与新兴市场的新常态、新挑战及新机遇”、“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与新兴市场”、“中国对外投资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城镇化：经验与改进”四个话题展开研讨。本报特摘登部分专家观点。
亚历杭德罗·托莱多（秘鲁前总统）：高质量教育是发展的重中之重除了高等教育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武器能帮助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没有更有效的武器去消灭不平等、贫穷、排外。“人权”应包括体面的童年：儿童应该可以获得知识，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一些共同难题，比如清洁饮用水源、气候变化等等问题。在这些方面，各国并未作出太多努力，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人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需要作出一些决定，包括采取措施保证高质量的教育，清洁的水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当前世界需要的是领导力，而非政治游戏。现在我们所做的决定，可能是对政治大选没有太多帮助，但是对下一代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法赫尔丁·艾哈迈德（孟加拉国前总理）：中国经验世界共享虽然中国面临着很多挑战，但仍然是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减少国内贫困的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的减贫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中国过去一直为这些国家提供很多的经济支持、建设它们亟须的基础设施，这是非常好的南南合作案例。
孟加拉国在减少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电厂以及道路的修建方面。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中国在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基础及高等教育方面都有很多经验可以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智力、经济及技术援助。对于双方贸易发展会带来巨大好处，也可以加强人员之间的交流。拉伊拉·奥廷加（肯尼亚前总理）：加强农业投资，中非互利共赢中国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非洲大陆尤其如此。非洲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这个合作是互利共赢的，这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有着巨大的意义，南南合作可以带来新的机会。中国会继续成为非常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力量，尤其在基础设施领域。
非常欢迎中国对非洲的农业项目进行投资。农业的发展对于减贫和食品安全来说非常关键，肯尼亚需要学习中国的经验，肯尼亚的农业可以从中国的投资当中获益，中国也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农产品以及食品加工方面的发展经验。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中国能源缺口可在中亚得到满足吉尔吉斯斯坦非常愿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会在中亚与外界之间建立高效连接，吉尔吉斯斯坦将受益于此项倡议。
当下，中亚非常急于建立经济共同体———只有社会公平发展，才能更加地繁荣，更加的现代化，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目前的“共同体市场”涵盖了1.8亿消费者，这与“一带一路”的举措是相辅相成的。
目前，中亚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需求对于中国来说也非常有益。而中国需要的能源供应，在中亚也能得到满足。“中国原油的进口占总体消费的66%，其中一半是通过海洋由中东运来的，但是除了这些原油和气的供应，未来可以在中亚找到更多答案”。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当前的增速，则会在2020年出现28%的能源缺口，而中亚提供的能源，在2020年，可以弥补中国17%的能源需求，在2030年会满足所有能源需求。现在中国进口的原油只有8%-10%来自于中亚，还有很多的潜力。米歇尔·康德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人民币应被纳入新货币体系国际货币系统的稳定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非常小心、审慎地考虑自身的国际责任，以及其国内利益能否有益于全球。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独一无二。其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政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发展，这个成功毫无疑问得益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也得益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实现了经济的最大发展；第二，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国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但中国已经展示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致力于国际资本市场稳定的能力和意愿，并做出了很多努力。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管理非常透明，也非常稳定。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加速了，这也非常稳定。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的表现是值得赞赏的。与此相似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也避免了汇率政策的不稳定；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金融货币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保持稳定可以利好全球。中国在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方面有着非常成功的历史和经验。在未来，中国以及人民币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进行深刻改革以适应世界需求，在改革过程中将会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而人民币将会包含其中。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现在风险越来越多。时代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新的倡议、新的措施，这需要各个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蔡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明显效果中国的城镇化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54%,按照户籍计算，只有38%,毫无疑问，两者之间相差巨大。目前城镇全部就业人口中大概有40%是农民工，过去十年城镇化进程中，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的贡献。无疑，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快的，但这种速度在今后的20年内不太可能继续维持了。原因在于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下降，城镇化速度一定会下降。
城镇化出现了新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城镇化逆转。如何防止城镇化出现逆转？唯有新型城镇化可以解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农民工应该市民化，享受均等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由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比较完整的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使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户籍制度改革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两项明显的效果：一是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二是提供更好的制度条件，使得资源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
中央政府应该为户籍制度买单，要让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个人、企业之间合理分担。同时，让改革的红利能够预先有确定的期望值，在各个群体之间合理分享。只有这样才会实质性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持中国未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恩里克·加西亚（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因素助力拉美发展中国一直是拉丁美洲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包括在金融和直接投资方面都是如此。尤其是过去20年中，中国因素是拉美成功的一部分。
在拉美的未来发展方面，拉丁美洲未来的增长率可能会从5%左右降低到3%，这对于拉美赶上工业国家的发展步伐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拉丁美洲必须跟亚洲和美国合作。拉美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不能影响市场的稳定，如果稳定被打破，那么增长就会被牺牲；第二，必须要有新型的增长，要从传统的、从原材料、低工资增长模式变成依靠科技、孵化器、教育的新型增长；此外，增长必须是包容性的，要给所有公民增长机会，繁荣机会、创业机会；最后，坚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和拉丁美洲加强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应仅体现在原材料出口上，还要提高生产力效率。渡边博史（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行长）：加强邻国间的协作，平衡综合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自身发展中，应该与邻国保持非常好的联系，“协作非常重要”，中国应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中国应在解决老龄化方面成为范例。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非常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因此，政府和社会要有非常好的经济实力，而且收入的分配和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我非常期待中国在探索“通过医疗体系的运作实现包容性发展”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此外，保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非常重要，要注重环境保护。
最后，由于计算机、机器人的大量普及应用，导致经济增长的同时，就业水平并非也会相应提高，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发展农业和服务业，是非常重要的挑战。李晓西（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坚持发展与环保并重，杜绝“污染”走出去落实环保对中国建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非常重要，同时可以凝聚共识、增信释疑、平等合作，环保是“一带一路”的绿色支撑和引领。
互动环保和自律环保的结合非常重要。所谓互动环保是指中国对外投资时，要和合作伙伴国家共同商定，了解东道国的环保标准和各自的责任，熟悉和运用环境保护的国际标准。其次要吸引国际机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战略还应和有关区域战略进行对接。和相关国家在环保领域进行合作时，要细化主题，不是笼统说环保，而是要具体到某一项。借助和支持NGO参与环保也是一个可选项。
所谓自律环保就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规划 “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和经营合作的时候，一定要有环保的理念，要有高度的环保标准和相应的配套准备，随时准备实施环保协议，要付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必须要帮助国内企业提高环保意识和水平，还要及时发现和宣传对外企业的绿色环保成功事例和经验。此外，还可以出台绿色工程的奖励政策，修订、细化和完善对外投资的环境行为指南。
必须建立和完善“走出去”企业的环境管理制度，必须达到标准，如果使污染“走出去”就很糟糕。当年有些国家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我们今天要吸取教训，不能简单地把污染转出去，这绝对不是中国人本身的想法，我们希望企业家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李实（北师大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坚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新阶段过去几年，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在起作用。这些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使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的增长。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导致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看起来在减小，但是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是因为来源于财产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其外部表现就是少部分人的财产价值在不断上升，过去的十年中，财产价值扩大速度比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要快得多。
目前，中国的财产差距已经达到了世界中等偏上的水平，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这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迅速上升。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推动了财产差距的扩大，而财产差距的扩大，进一步会影响到收入的差距。
因此，“新常态”下的分配政策令人担忧，政府收入正慢慢减少，而想干的事又很多，很可能导致包括惠农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在内的再分配政策支出减少。
如果再分配政策发生改变，不是延续过去坚持的惠农政策，坚持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的改革方向，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能不能有足够的决心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去进行下去，使得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社会分配更加的公平，关系到我们能否从中等收入国家尽快地成为高收入的国家，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的新发展阶段。（整理/桤木 红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