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三十年过去了。北外经历了四个转变：从单纯技能训练到复合型、复语型，从单一外语学科到多学科，从本科一个层次到本、硕、博、博士后多层次，从教学型到教学研究型，走过了比较艰苦曲折之路，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一九七八年初我们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批通过高考的大学生，一批前所未有的优秀学生。这批学生外语底子较好，有一定社会实践经历、勤奋、好学、肯动脑、比较成熟。面对这批学生，我们一方面措手不及，缺乏预见，一方面全力以赴，创造条件让他们尽快达到较高水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学生分成三个层次，根据不同起点，采用不同进度，不同要求，不同学习年限。在英语教学上引进了文学、语言学、美国历史、社会学、美国文化等课程，全部用英语上课，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等国内知名学者以及柯鲁克、伊莎白、甘伯格等外国专家统统走上教学第一线，培训这批学生。这些措施虽然带有临时应急性质，但却冲击了过去一些传统做法，即（1）因材施教，不拘泥于固定学制；（2）用英语开设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而不仅仅是听、说、读、写、译的训练；（3）发挥学生积极性，组织大量课外活动，包括78年的区人大代表竞选；（4）一流的教授放在一线授课（当时有一个决议要求所有教授都必须在本科任教一门课）。这种创新精神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就是在本科建立新闻、跨文化交际、美国研究等专业倾向，在研究生（硕士）层次建立了美国研究专业（一九七九），并坚持全部课程用英语讲授，这在国内是第一家，直到今天仍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之一。一九八三年我从美国回来，第二年就在本科和研究生中间开设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课程。
　　事物的发展会有起伏。九十年代初期，从全国来讲，有改革开放是否错了、姓社与姓资之争，要求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这才有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在外语界，则又回到在校打好基础，出去再专业对口的做法，专业倾向消失了，某些专业招生砍半。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兄弟外语院校的领导，具有敏感性、远见性，抓住机会发展了一些具有特色的专业（新闻、国关、经济、法律），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国家的需求、市场的变化，也对我们形成压力。优秀中学毕业生不考北外，认为没有专业，未来就业不利。尽管我们已慢了一拍，但我们必须跟上，复合型即外语＋专业提上了日程。虽然我们也强调外语重要，但限于条件，基本上是两张皮，即外语归外语，专业中文上的模式，无法起到载体与被载体的相互支持、相互推进的作用。
　　虽有缺点，但这一步是外语教学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这就是说，我们开始重视被载体、重视教学内容为改革开放，为全球化的要求服务，而不仅仅局限于外语技能训练。这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外语讲授人文、社科内容成为努力的方向。这一阶段出现的问题是载体、被载体有脱节现象，似乎语言提高局限于技能训练，知识扩展、专业扩展、人文教育则在于开设专业课程。结果是课程越来越多，学生疲于奔命；技能训练时间受到挤压，外语教师、专业教师、学生都不满意。这种脱节实际上是认识上的脱节，在于未能辩证地认识载体与被载体的关系。三十年来的实践，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近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博士有一段话，很有启示。他说中国走向世界，但中国懂经济、英语能适合英语国家同行规范的人不超过百人。中国许多地方、厂家在国际贸易中碰到问题，不敢抗争，关键是语言与政治、经济结合的问题，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对专业了解不深，又没有表达能力，这已成为制约中国走向世界，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这可以为我们理解载体与被载本关系提供一个例证。
　　如何往下走？我认为应澄清三个认识误区，解决好两种认识和两种关系。
　　三个认识误区：（一）我们瞄准的赶超目标是国际上一流大学的英语（或其他母语）系。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母语专业，我们是第二外语，我们的可比对象是这些学校的东语系或非母语的语言系。考察一下美国的东方语言文学系，除了语言、文学外，当代中国（政/经）及中国古典文化及当代文化是必修的课程。这应对我们有启示。（二）北外的传统是语言文学。作为过来人（1953年入学），我可以说过去只是在研究生中开过文学，本科几乎没有。我认为北外传统是重语言技能训练，重知识面，这与北外长期在外交部领导之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团结国际友人、打击帝国主义这一目标有关。语言学、文学是与地区研究几乎同时建立的。（三）为了扩展知识就要多开课，而且往往是多开中文的课程，以满足双学位、主辅修等的要求。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两张皮严重，弄不好，冲击技能训练，基础削弱，得不偿失。
　　两种认识：（一）解决好我们的拳头产品是什么的问题？行业有品牌产品，我们的品牌应是外语要好，能适应中国走向世界和全球化需求，表达相关内容到位的人才。这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外语人才平均水平高于兄弟院校；二是有尖子学生，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个群体。这样的学生在各种场合一听就知是北外培养的。要做到这种技能与内容的统一，七七年的分班、分层次教学仍可借鉴，不然的话，我们将愧对考入北外的优秀学生。（二）对语言的认识。语言不仅是载体，而且是力量（powdr）。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中就有一条是话语与力量有关。话语建构形象、确定身份，这就是力量。因此在语言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懂得语言使用的正确与错误，还要使学生懂得如何表达才有力量，能让母语国家听众听明白，易接受。也就是说在教学中，要使人文教育渗透在语言教堂中。
　　两个关系：一是摆正知识传承与兴趣、能力培养的关系。美国《纽约时报》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著《世界是（扁）平的》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未来，我们如何教育孩子也许比我们教给他们多少更为重要。”他把教育列为全球化三个必备条件之一，而对教育的内涵，他把“学会如何学习的能力”和“激情与好奇心”列为头两条。当今世界信息爆炸，靠设课传授实为下策。应精选最关键的内容设课，而且在专业和技能课上都把培养兴趣和能力放在首位。使学生对语言的使用产生兴趣，对知识的汲取充满好奇。这样学生就会随时随地主动吸收，而不是被动等待灌输。二是了解对方与宣传自己。这是刚结束的中文辩论赛的主题。了解对方的重要性已为大多数教师所接受，大家也在努力这么做。但是要发挥软实力的作用，“知彼”还不够，还需要“知已”。在“知已”的基础上，用对方能接受，能明白的表达方式传递过去，才能真正起到交流的作用。但在“知已”和用适合对方的表达方式这两方面我们都有很多可做的。
　　三十年来，经过北外师生员工的努力工作，北外取得并保持了“排头兵”的称号。但成绩只说明过去，未来仍需我们努力去创造。创造的动力来源于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对问题的正确估计，对矛盾的正确分析。改革开放的关键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回想八十年代初北外的气氛，人们的心情，印证了这一论断。由此往前走，今后三十年，也仍然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停滞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胡锦涛），我相信北外人会把握时机，奋勇前进，创造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