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9个班只有一位班长想连任（苦笑）。”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13级茆宇璋在QQ上敲下这句话。大一担任班长，大二上学期换届时毫不犹豫地辞职。茆宇璋在尝试了一年大学班长的身份后，毅然选择“逃离”。
9个班长中只有一个想连任，物院13级并非特例。新闻传播学院13级的班长之一方亚东由于无人愿意接任班长职务，不得不被迫留任。
从小学到大学，从被争抢的“荣誉职位”到“烫手的山芋”，“班长”这个职务为何沦落到这般尴尬的地步？
做班长“没那么简单”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12级梁宏晨在大二时接任班长一职，做出这个决定的首要推动力是对自我能力的锻炼。本报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的想法跟梁宏晨一样，66人中80.3%担任班长的初衷便是锻炼能力。而经管学院的13级学生刘芸则为了得到“认同感”选择在大一刚开学时竞选班长。
无论是从能力提升还是心理满足方面，班长看起来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说这些优势大多是“虚无缥缈”的话，加分就是班长们能实实在在握在手里的好处。
然而，评优评先的加分、心理上的认同感和能力的提升，这些理由还是没能留住绝大多数的班长。本报于全校28个班级开展的调查显示，其中有19个班级至少换过一次班长，有的班级甚至一年就换一个。
大一上学期在班级担任组织委员的杜远在换届时走上了竞选班长的讲台，经过竞选演讲和投票后，她从四个人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班长。然而，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原本在组织委员这个岗位上做得“顺风顺水”的她，却在做班长的这一年里受到了无数“折磨”：熬夜写材料、组织班级活动却时常得不到配合、同学们的质疑，种种压力使得她下定决心不再连任。
五月份以后，眼看到了班委换届的时候，每隔几个小时就在班级QQ群里刷着换届信息的杜远在一周的时间里却没有收到任何的报名回复，她不得不和团支书一起去私戳班里“比较靠谱”的同学，但事情最终还是石沉大海。
五四评优、毕业生晚会班级节目的排练，在正式换届之前，杜远作为班长还要完成这些任务。在五四评优前一周每一天的凌晨1点钟，杜远都还在电脑前准备着答辩的PPT和讲稿。夜里安静得出奇，寝室里只有呼吸声和杜远打字、点鼠标的声音，杜远揉揉早就干涩的眼睛继续修改材料。有一次她甚至直接坐在凳子上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被室友叫醒，简单洗漱之后再昏昏沉沉地跑去八号楼上课。
“因为是班长我哭过很多次，辛苦就算了，不被同学们理解才是最委屈的。”杜远说，原本想为毕业生晚会出一个班级节目，但许多同学以开会、上课为理由缺席排练，到场排练的学生也三三两两坐在一起玩手机、聊天，最终班级节目没有通过院会的审查被毙掉。
杜远用“怨声载道”来形容节目被毙后的直观感受。“同学抱怨自己每天排练到11点结果还被毙掉了节目的时候，内心真的崩溃了。”杜远说，即使最终无人来竞选班长，她也会拒绝连任。
经历了一年的班长生涯，杜远发现做班长这事“真的没那么简单”。
谁驱动了这场逃离
本报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66位班长中，60.61%的班长曾经萌生过辞职的想法，而“班长事情太多、太辛苦”则是他们试图“逃离”最重要的原因，占到了72.5%。
大一下学期临近期末时，本应备考的茆宇璋却把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挤出来进行优秀班集体申报材料的书写，学习时间则被压缩的可怜。无独有偶，梁宏晨也是考虑到班级工作与学习的冲突后决定在大三时“逃离”。
除了各种申报材料的撰写外，班长还要时刻作为“备胎”，在学院为每个班级分配活动名额时顶上去。一年下来，方亚东被迫作为观众参加了十多次大大小小的活动。“大家觉得浪费时间不想去参加活动，班长和团支书就不得不去。”方亚东说，这样的现状也让班长们倍感“心累”。
承受事情多的压力之余，班长们也很难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感。几乎每一个班长都有着跟杜远雷同的经历：本想开展班级活动促进交流，响应者却寥寥，最后往往无疾而终。“现在的学生个体差异明显，班级中每个人性格、爱好不同，班长很难把大家汇聚到一起。”历史文化学院副书记张明生觉得现在对班长的要求越来越高，班级工作协调难度越来越大。
不仅仅是由于学生个性差异，学生活动的组织体制本身也存在问题。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辅导员陈晓刚认为目前参与活动和锻炼能力的机会向上集中，师生的注意力多在院级、校级活动，对于班级活动的关注度不够，班长能施展才华的平台不足，组织活动时可调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少，屡试屡败之后积极性严重受挫。
关于体制的问题，老校长章开沅则认为现有的班级体制过于行政化。在国外，多数大学不存在班长制，学生活动主要依靠学生会组织，属于完全的学生自治。
备受压力、缺乏成就感，同时学生活动的体制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班长”这个职位越来越成为“烫手山芋”。相比之下，院级干部和校级干部的吸引力要大得多。教育学院的13级辅导员覃娟因学生“涌向院会和年级学生会却不愿竞选班长”的现象而感到很苦恼。对很多人而言，“班长”作为班级干部远不如院级、校级干部来的有说服力，在学院进行评优评先时相较于院学生会的干部也缺乏优势。“大二、大三年级学生中的多数几乎都已经做到了副部长以上级别的职位，不会再想做班长。”已经在校级组织担任主要干部的13级学生张晓说。以此看来，加分作为一种补偿就显得微不足道。以新闻传播学院为例，按照民主评议的结果班长最高可获得0.2的加分，而相对于牺牲的学习时间来说，班长们深觉得不偿失。这种付出与收获的失调，骚动了班长们“逃离”的心。
压力、缺乏成就感和认同感、付出与收获的失衡，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班长这个职位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逃离背后还有人坚守
面对抉择，有人逃离，也有人坚守。章开沅觉得这两条道路分不出对错，应当尊重个人的选择。他提到：“也有人觉得当班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方面得到锻炼，一方面展现才华。”
从大一当选班长以来，历史文化学院13级蒋吉红从未想过放弃。这个高二因为被气哭而辞去班长职位的女生，也没想到自己能在大学坚持快2年。
“不想在大学做个默默无闻的人。”刚进华师，蒋吉红就意识到她需要在大学这个新平台上提升自己。她向辅导员毛遂自荐，如愿以偿当选班长。
刚刚当上班长，就撞上了校运会，蒋吉红每天晚上7点都会去佑铭操场陪训。整理道具、计时、总结经验，直到晚上9点半，她的身影还跟着队伍在操场上穿梭。因为陪训，她多次缺席口琴社的训练，最后只能无奈退出。但她认为很值得，她觉得正是在这种付出中与同学们建立了感情。
虽然没有想过“逃离”，但是蒋吉红也有泄气的时候。与方亚东一样，最不能让她忍受的事是“拉壮丁”。下午6点城环杯羽毛球赛开幕，4点学院紧急通知每个班必须出2个人参加入场仪式。早已有约的蒋吉红没有办法，只能挨个给同学打电话，30多通电话只接通了10几个，最后勉强凑到一个人。每当这种时候，她会产生深深的挫折感，“觉得自己这个班长还当得挺失败的”。
与“逃离”的大学班长们想法不同，蒋吉红觉得自己的付出与收获是对等的。“你真的要有所作为，同学们才会认可你，你的影响力才能提高。”因为担任班长频频参与各项活动，她在各种评选中总能得到同学们的支持，而同学们对她积极的评价是鼓励她一直走下去的一大动力。
经历两年的班长生涯，蒋吉红慢慢摸索出自己的生存之道。“不要把活都揽在自己身上，要懂得调动班干部。”她把班上的女生按宿舍所在楼层分组，然后选定一个班干部做组长，组长需要及时传达重要的信息。这种看似幼稚的“小组长制”实际上大大减轻了她的工作负担。
“自己就是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如果可以的话，班长要一直当下去。”蒋吉红说。
和蒋吉红一样，数学与统计学学院13级沈珂娜从未想过辞职，换届之后她依然留任班长。她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反而是班长的身份让她的朋友圈变广，性格也更开朗。“班级需要一个人来为大家做这些小事，而且在过程中和大家相处特别融洽。”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沈珂娜又多了校外辅修的重担，“如果耽误了大家就另找同学担任，如果可以我一定继续。”
是否担任班长是个人选择，这无可厚非。一群班长们的“逃离”后，也有另一群新班长们走马上任，也有人选择坚守。新老班长们能否成功扮演学生和管理者的双重角色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难题，也决定了他们未来是否选择“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