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吉生
　　南开大学是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筹备成立的，可以说是“五四”的产儿。“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南开大学奠定始基，使南开在“五四”爱国斗争中接受洗礼，在创立伊始，就表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风貌，从此走出一条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大学之路。
　　在“五四”运动中，南开大学不仅是反帝爱国斗争的一面旗帜，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条件。经过“五四”锻炼考验的南开先进分子，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骨干。这在中国现代私立大学中是罕有的范例。
　　90年前，“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在全国最先起来响应。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的男女学生分别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天津商会、市民和公教团体纷纷投入反帝爱国斗争，其规模之大，各界群众参与之广，斗争持续时间之长，批判传统和思想解放之深刻，为全国所少见。
　　南开中学是反帝爱国斗争中一支最活跃、最能战斗的力量，以马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为代表的一大批积极分子，早在运动初期就开展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活动，并且多次组织进京请愿斗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南开大学成立时，马骏、周恩来及南开中学许多斗争骨干考入这所新型大学，使南开大学自成立之日，即以一支新的爱国生力军出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第一线，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带领广大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如1919年10月1日，为声援山东人民要求惩办济南镇守使马良，周恩来等组成学联慰问队随天津、山东、上海等七省区代表赴北京请愿。第二天，南开大学等校千余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反动当局逮捕请愿代表。10日，参加全市性“双十节”群众大会，并作为主力与包围会场的反动军警展开搏斗，冲出重围举行示威游行。马千里（南开大学庶务主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周恩来等作为代表向警察厅长杨以德、省公署提出抗议，斗争一直坚持到次日黎明。13日，南开大学学生依照周恩来起草的 《天津学生短期停课宣言》宣布罢课。20日，会同各界群众万余人再次赴省公署请愿。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气焰。天津警察厅哀叹：“似此聚众情形，实属令人可畏。”
　　反动政府加紧对广大学生和各界群众进行反扑。省长曹锐禁止学生调查、抵制日货，接着逮捕马千里、马骏等代表和学生，查封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针市街一带调查日货的南大学生也遭拘押。周恩来和部分学联负责人被迫转入租界活动，决定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直隶女师等校3000多学生赴省公署请愿，反动派使用剠刀、大棒、水枪血腥镇压学生，并逮捕要求面见省长的周恩来、于方舟等4名代表，酿成“一·二九”惨案。
　　惨案发生后，南开师生无比愤慨。教职员发表辞职宣言，接着又发表敬告各界书，痛斥当局“学生之运动出于爱国，纵有偏激，犹宜曲谅，而况未有过分之举，何至视之如仇，临之如敌。”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次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南开大学是当时天津唯一的综合性高等学府，青年学生作为充满活力的知识群体，通过学术讲演、编演新剧、深入郊区宣传及组织平民教育等活动，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运动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当时，南开师生成立了书报贩卖团，在校园出售 《新青年》、《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进步书刊。《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对马克思学说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在进步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师生编印出版的《南开校风》、《南开日刊》，是当时天津宣传反帝爱国和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刊物。《南开校风》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中国》论文，公开宣称“社会主义是公共幸福的发源地”，倡言“社会主义是将来中国必经的阶段”。《南开日刊》发表《马克思劳动时间的主张》、《布尔扎维司目同布尔扎维克》等文章，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介绍列宁领导的俄国“劳农政府”。一些同学还在宿舍里传阅马克思主义小册子。这说明作为一种新思想、新文化，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南开大学完成了它在天津传播的发轫期。
　　周恩来主编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组织觉悟社，是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思想历程，也是南开大学引领天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会报”强调“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为主旨”，“本民生主义发表一切主张”，旗帜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猛烈抨击封建旧礼教，宣传妇女解放，主张“灌输新知识”，特别突出“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和主张”的报道。“会报”前后出版一百几十期，每期发行四五千份，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觉悟社”是冲破封建阻力、集合学联和女界同志会的骨干分子而组成的革命团体。在觉悟社10名男社员中，周恩来、马骏、李宝森、薛卓东、潘世纶等5人都是南开大学学生。觉悟社成立后一直把领导爱国斗争，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革命真理作为重要的任务。觉悟社成立不久，周恩来就邀请李大钊来社座谈马克思学说，并按照李大钊的建议，及时组织社员研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开展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讨论。觉悟社当时被誉为“天津的小明星”。觉悟社出版的《觉悟》创刊号上发表的周恩来和社员撰写的文章中，明确表示铲除军国主义、党阀、官僚等反动势力及旧道德、旧伦常等，主张“灌输世界新思潮”、“改造现在中国学生的思想”。觉悟社及其 《觉悟》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后来曾经说：他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才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追求马列主义”的。周恩来是南开大学也是天津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五四”运动中，南开大学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周恩来、马骏、于方舟、陈镜湖、李宝森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周恩来、马骏、李宝森是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都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马骏不久奉派往东北工作，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宝森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于方舟、陈镜湖于1922年考入南开大学，于方舟是天津党的最早创建人，陈入党后奉派到内蒙古工作。马骏、于方舟和陈镜湖都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
　　“五四”运动中诞生的南开大学已经走过90年风雨历程。“五四”运动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开辟了南开道路，塑造了南开品格，孕育了南开精神。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90年，就要继往开来，以周恩来等大批前辈学长为榜样，弘扬“五四”光荣传统，勇做“科教兴国”先锋，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在新世纪的征途上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