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花花


三十里铺




　　民歌是人民群众口头创作流传的可供传唱的韵文作品，在我国广大地域存在有劳动号子、花儿、小调、信天游等多种民歌类型，它们各具特色，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俗价值在民间文化中独树一帜。陕北民歌以抒情为主，语言质朴、形式单纯、格调深沉，从歌词到音韵都潜藏着浓浓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与世界各民族的悲剧意识具有相通性，反映了人类共通的悲剧意识。
　　一、陕北民歌悲剧意识的表现
陕北民歌是一种自由创作、口头传承的文化形式，它经历了岁月的侵蚀一直沿袭下来并且内容上不断得到创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以浑然天成的声调、歌词打动每一位听众，它的厚重、苍凉、粗犷、高扬的音韵，它平实直接的艺术都有让人无法拒绝的魅力。
　　首先，陕北民歌多以悲剧人物作为塑造原型，使完成艺术加工以后的歌词也极具悲剧意识。陕北民歌创作的原始动机乃是陕北人民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和痛苦，诉说生活的苦难与艰辛，抒发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这就决定了陕北民歌的主调只能是抒情。既为即兴抒情，那就不可能在民歌的创作上进行精心构思、刻意表达，这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陕北民歌的叙事诗，特别是长篇叙事诗的发展。陕北民歌中的叙事民歌不多，但这不多的叙事民歌几乎全都是以悲剧人物为原型来塑造人物型象的。
　　最具代表性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是一首叙事性的民歌，它所塑造的人物，三哥哥和四妹子的原型就是遭受悲剧爱情命运的三十里铺村的青年郝增喜和王凤英。三十里铺村的姑娘王凤英活泼大方，模样俊俏，敢在村里村外抛头露面，被一些封建守旧的人看不惯。1937年，王凤英与本村青年郝增喜恋爱并私定终身，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举动，必然会遭到村里人的非议。郝增喜的父母受不了舆论压力，又嫌王凤英家太穷，坚决不同意两人结合，以“打断腿”、“赶出门”来威胁郝增喜，死活要拆散一对恋人。1938年冬，郝增喜被迫与父母包办的姑娘常秀英结婚，王凤英听到新婚的唢呐声一病不起，卧炕一个多月。1942年农历 2月，郝增喜应召去当兵，离家时王凤英站在自己家的硷畔上恋恋不舍地流泪为他送行，郝增喜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村外。《三十里铺》的编创者常永昌由此情此景构思了这首民歌。
　　另一首叙事民歌《兰花花》亦如此。她是根据延安临镇的一个真实爱情悲剧故事编创出来的。其悲剧人物兰花花，原名姬延玲，小名叶子，1919年出生于延安南川临镇街一个农民家庭。她从小心灵手巧，长的俊秀，像雨后马兰花一样招人喜爱，人们都亲切地叫她“兰花花”。这时正是陕北“闹红”的时候，1936年春，刘志丹率红军骑兵团打下临镇，成立了固临县苏维埃政府。红军中有个战士能文善武，英俊挺拔，在部队兼搞宣传工作，唱歌跳舞样样行。他与兰花花一见钟情、偷偷相爱，发誓相伴终生，不久两人发生了关系。后来，红军奉命过山西东征，红军战士只得和兰花花告别。红军走后，两人相爱偷情的事被张扬开来，兰花花的父母认为女儿败坏门风，便托媒人把 17岁的兰花花许给镇后街的富户任老五的小儿子任小喜，兰花花在父母的威迫下被抬进了任家。任小喜长的小，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后因在宜川抢劫杀人被处决。第二年，兰花花又被父母强迫嫁给了姓石的富户人家，在石家受尽折磨，她日夜思念自己的红军情人，因为精神过于苦闷，最终于 1942年正月病死，年仅 24岁。兰花花的红军情人作为兰花花悲剧命运的当事人和见证者，带着对兰花花的怀念相思和愧疚之情构思整理出这首广泛传诵、悲凄动人的《兰花花》。
　　其次，陕北民歌多取材于悲剧人物的真实遭遇或直接描写其悲剧命运，更增加了民歌的悲剧性。如《父子揽工》的作者王有，小时家境尚好，因官府欺压、盗匪为患、天灾人祸而破产，父母双亡，妻子病故，只能领着十多岁的儿子揽工活命，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入民歌，创作了揭露封建剥削的惨无人道的《父子揽工》。党庆成，家贫而勤劳，与妻子相依为命，同甘共苦，感情甚深，不料妻子一场大病，丢下他和孩子英年早逝，他在悲痛中编创抒情民歌《党庆成哭妻》，倾吐了他对妻子的深切怀念，反映了劳动人民纯真的爱情观。
　　这样的例子在陕北民歌中屡见不鲜，他们以血泪的控诉言辞，讲述自己的悲惨命运，发泄心中的幽怨，这种真情以极大的感染力将每一位听众拽入悲凄的旋涡。
　　二、陕北民歌悲剧意识的成因
陕北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几千年来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争夺、华夏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使这块土地具有了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神奇色彩。由于连年的战争和人为的破坏致使陕北，尤其榆林为代表的广大地域从水草丰美、宜农宜耕的绿洲之地变为满目黄沙的荒凉之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灾害频繁，又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这就导致陕北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其周边地区，形成了封闭、迟钝的文化圈。也正是这种落后迟缓，使陕北纯净的原始文化久存长留，使陕北人民形成了豪爽仗义、热情开朗、扶危济贫、轻利重义的性格特色。
　　正是这里贫困的现实境遇和人民质朴坚毅的心性的奇异组合造就了充满悲剧意识，唱者如泣如诉、听者感慨万千的陕北民歌。
　　朝鲜作家郑成勋曾说：“一个坚强的人，不会流下更多的泪水，哪怕是痛苦超出了他的理智。”印度著名的《伽利布抒情诗》中也说：“我饮酒绝不是贪图欢乐，仅仅是为了把愁苦遗忘，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我急需有阵阵昏醉忘我的感觉。”陕北汉子的坚强要求他们以非泪水的另一种形式表达生活带给他们的悲楚，他们选取了高歌的形式，像脚夫们自由的高歌就是由于他们长期行走在寂寞的山川沟壑间顺乎自然地自娱和抒情形式。民歌就是这样，如饮酒，让人忘却愁苦，安享宁静。
　　陕北民歌本身即为抒发一种感情，而这种感情多为悲苦之情。一个人的感情和理想不是凭空存在和产生的，而是他生活着的客观环境的反映。陕北民歌作为一种生命的歌唱形式，它所饱含的悲剧意识以陕北独有的地域特色为直接导致因素。陕北民歌的演唱形式自由，随时随地有感而唱，因此它是随心随情而定的。它不事先谱乐，因而其调为心调，表达歌者当时的心情；它不事先写词，因而其词为心词，描绘歌者现实生活中的遭遇。
　　陕北民歌多在山间田头对唱或独唱，由于抒情和距离上的客观需要，它的调子长而扬，这种拖长的声调本身给人一种辽远苍凉的悲凄之感。加之歌词本身反映现实，而陕北人民的现实即为辛酸悲苦的现实，致使陕北民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浓重的悲剧意识。
　　陕北民歌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诉苦歌”，如《揽工调》，脚夫为生活所迫离家揽工已三年，心中想妻儿是否在家，娃娃又在做什么。他在歌中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赶脚的人儿这样苦命？”由于农业歉收，陕北地区，尤其佳县等沿黄河县镇就有大量以在黄河搬船为业的船夫，他们常年奔波于包头至潼关的黄河惊涛骇浪中过着辛劳凄苦、朝不保夕的艰难生活。佳县荷叶坪人李思命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兄弟四人皆以此为业，李思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以问答的形式发出对命运的呼喊控诉。
　　陕北多自然灾害，加之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封建思想的束缚，这都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幸和苦难，这些不幸和苦难就需要用民歌来排遣和抒发。他们遇旱灾时就唱《祈雨调》，粮食无收时就唱 《卖老婆》、《卖媳妇》、《卖娃娃》；《揽工难》、《五哥放羊》、《长工苦》、《最狠不过东家心》等则是对受地主、豪绅、反动军阀剥削生活的描绘和控诉。
　　陕北民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所饱含的悲剧意识以陕北独有的文化交融为间接影响因素。文化的传播与相互碰撞对陕北民歌的产生和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陕北与内蒙、山西、宁夏三地接壤，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这三地的传入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大氛围。陕北民歌由于接受这三地文化的程度不尽相同，也形成了北部山曲、西部信天游、东南部小调三种各有特色的民歌形式。
　　陕北民歌的曲调多受内蒙长调和流行于青海宁夏等地的“花儿”的影响。内蒙“长调”，蒙语称“乌日听道”，即“悠长的歌曲”。它歌腔舒展、节奏自由、深情委婉。蒙古族民间有句谚语：“牙齿掉了咽到肚里，胳膊断了藏在袖里。”这种善良多忧的内在性格使蒙古长调苍凉悲抑，形成了“慢多快少，忧多乐少。”的总体特色。花儿曲调悠长、拖腔长，“唱之似哭，听之凄然。”正是这种苍凉凄然的调子给了陕北民歌曲调的灵感，同时也把这种难以化解的悲抑嵌入了陕北民歌的曲调之中。
　　由于历史上多次征战迫使人口迁移以及移民的到来，加之伴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出现的“走西口”“下河东”的人口迁移现象，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移民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导致的结果是人在感情上总会有离乡的漂泊感、孤独感和不被认同感，它是一种难以释怀的悲剧感，这种感情在陕北民歌中多有反映。如《脚夫调》中唱“为什么我赶骡子的人儿这样苦闷。不唱山曲不好盛，唱上一个山曲想亲人。”对亲人，对家的渴望与在外漂泊的孤独溢于言表。《泪蛋蛋泡在沙蒿蒿林》中“咱们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拉不上话儿招一招手”，是对爱的渴望，对被认同的渴望，对被接受的渴望。灾年人口迁徙，“走西口”和“下河东”的事实本身也给陕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走西口》中小妹妹对哥哥的留恋不舍：“提起你走西口呀，小妹妹泪花流。这就是天遭荒旱，受苦的人儿痛在心头。”因为荒灾，恋人分别，家庭破碎，家人死去，一幕幕人间悲剧不断上演，反映在民歌中，从音韵到歌词都流转着一种悲剧情感。
　　人自身生理、心理机制的特点，客观、主观地使陕北民歌具有了极强的悲剧性。
　　陕北民歌的产生源自一种情绪冲动，这种情绪的样式决定了陕北民歌感情色彩的走向。人的感觉是诱发情绪的首要条件。一种感觉的产生，在感觉器官正常的情况下，需要的条件即刺激物对人产生的刺激，并且只有这种刺激达到一定强度时才能感觉出来。陕北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生存于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以感官所领略到的最强刺激来源于艰辛的生活场面和荒凉的沙土景象，因而悲苦成为最强的刺激物，以致人们最容易产生对悲的感觉。
　　人的知觉强调人的主动性和智慧性，人对刺激物以联想的方式接受，并以最熟悉的东西为被联想到的常见对象。正如心理学专家讲：“你知道的东西影响你看到的东西。”陕北汉子们最烂熟于心的莫过于生活中的辛酸，“痛过才会记得”、“悲哀在他心上刻下的伤痕，比战士盾牌上的剑痕更多。”因而他们对某一事物的知觉首先以悲剧的想象形象来完成。
　　心理学家对遗忘因素的研究显示，识记材料的性质及其重要性对以往的进程有很大影响。有意义的材料不容易忘，形象的材料比抽象的材料忘的慢。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所谓意义，即与自己的生存状态，或更具体说生活的好坏，息息相关的事物，同时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对陕北人们这么一个处在特殊地域环境中的人群来讲，比起其他，苦难就在身边，它真实可感并且意义重大。因而，记忆将其长期保存并不断加强深化，久而久之便沉淀为潜藏最深最顽固并一触即发的悲剧情绪。
　　综上所述，陕北民歌中的悲剧意识不是偶然产生的个例，而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大环境以及人自身心理特点决定而必然产生并且有 普 遍 意 义的。也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意识 的 存 在 ，使陕北民歌在情感层面具有了人 类 共 通 性 ，与世界各民族民歌共同构建了世界民歌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