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 谈 大 学 精 神
前不久,校报开辟“理说”专栏,探讨什么是大学精神。众说纷纭,收益良多。我也来谈谈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
对于在校大学生,如果他们走向消沉、厌学、堕落,那是因为他们始终不明白大学的精神,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来读大学。而大学教师,有的感慨于大学的沉沦,痛心于大学精神的迷失;有的习惯于教书匠的生活,早已不再思考大学的实质。
在我看来,大学精神的核心有三。
大学精神的家国情怀,源自于中华文明的精神深处。超越个人情感的士子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固有传统,代代流传、绵延不止,蕴含在士子学人的思想深处。从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到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到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抒发的无一不是历代士子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实际上,家国情怀就是各时期中国士子学人的“中国梦”。如果将中国古代书院看成广义的大学,东林书院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大学精神中家国情怀的最好写照。
在国败山河破、抗战烽火里的历史关节中,西南联大在短短8年时间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后世传颂的大师:陈寅恪、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华罗庚、费孝通、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邓稼先、朱光亚、汪曾祺等,人称他们之后中国再无大师。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为何西南联大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在我看来,正因为家国血脉从未如此真切,所以酝酿出书香传世的凛然气节。怀念那个时代,并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内忧外患,也不是怀念那段岁月的坎坷峥嵘,怀念的是那群满怀理想主义的士子学人以及流淌其中的家国情怀。
大学精神的家国情怀,也来源于现代大学创办的背景。1809年德国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1806年德国在耶拿被拿破仑击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战败国命运强烈刺激了德国人,思想家费希特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了“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大声疾呼德国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复兴才能真正自立。随后,洪堡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新设的文化教育专员,全力推动德国的文化教育复兴;费希特出任新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柏林大学从此独领风骚近百年,几乎无校可与之匹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有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等现代大学里的一大批学者,深受家国情怀的激励,才使德国这个欧洲以往最落后的民族,一跃而执欧洲学术文化之牛耳。
战国时期的齐国曾有一所史称“稷下学宫”的官办高等学府。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齐王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待遇,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稷下学宫在兴盛时期,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道、儒、法、兵、农等诸家的各个学派,汇集的天下贤士多达千人,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可见,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就曾享受过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并由此带来了重贤用士,思想开放的必然结果。
从现代视角来看,柏林大学的创办正是基于“学术自由”、“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基本办学原则,其兴盛也与两者息息相关。柏林大学倡导的“学术自由”,繁荣了德意志的文化科学,振兴了民族精神,密切了大学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后世更将这两项原则上升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纵观19世纪德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柏林大学作为大学改革的领头雁,为德国摆脱落后状态、赶超经济强国做出了诸多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德国学人的精神,就没有柏林大学的典范,也就没有现代大学制度。
对真理的自由探索,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发展、科技进步,就是大学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的最高层次的服务。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是附着在大学组织上的特有产物,是大学孜孜以求并赖以立足的最为宝贵的根基,是大学以一贯之的精神追求。尊重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力,就是尊重大学办学的内在规律。唯有将“学术自由”视为大学的灵魂,培育浓厚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找回大学的“自我”,大学也才能真正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心。
毛泽东同志也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倡导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在我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下,认清大学“学术自由”的意义、内涵和边界,更具现实意义。唯此,才可能克服学术上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真正做到学术自由、学术良知与学术责任的统一。
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第三章记载:商汤王刻在洗澡盆上的箴言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习近平在2013年的五四青年节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古文,并提出:“广大青年一定要勇于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
中国传统文化是蕴含着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否则无法解释千百年来的灿烂文化。但是,在长期的小农经济结构所造就的生活方式下,民众养成了倾向于谨慎、畏缩及保守的心态与行为;历史变迁的事实又在告诉民众,只有扎根土地、不尚开拓、顺其自然才是理想的生存之道。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在辛亥革命前的近两百年时间里,凭借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获得前所未有的动力,迅速取代东方,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创新是西方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反观中国,创新精神的消弱,或许就是中华文明在近代衰落的文化原因。
钱学森去世前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被冠以《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的标题。其中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其实是有答案的。2005年7月30日,钱老向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新时代。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工业革命4.0、互联网+、创客———竞争的胜负,越来越取决于创新的能力。思想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所有这些都是现代化道路上所必需的。创新精神于个人、组织(大学)、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已无需争辩、不须证明。传承、培育和弘扬国家、民族的创新精神,责任更多地落在了中国大学的身上。
一言以蔽之,将家国情怀、自由学术、创新精神融为一体,就能描绘出大学传承过去、面向未来的现实画卷。(作者系土建学院博士、副教授)
其一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家国情怀。
其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学术。
其三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