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李伯重教授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经济史方面的权威学者,加州学派领军人物之一。先后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至18世纪的江南与荷兰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等课题的研究，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17年11月，著名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志业”的概念，认为“志业”类似于“天职”，涉及“科学的献身精神”和“终极价值关怀”。其实，李伯重教授亦以其学术人生来践行“以学术为志业”的理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上，记者有幸结识并采访到了李教授。访谈中，李教授引经据典、谈笑风生，脸上还总挂着和蔼的笑容。
　　父亲熏陶下投身史学研究李教授投身史学研究，说来还深受他父亲李埏先生的影响。李埏先生也是位历史学家，师从著名史学家钱穆、陈寅恪。在父亲的熏陶下，李伯重自小就对历史充满浓厚的兴趣，在业余时间里先后读完了《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和《国史》等书。文革后期，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李伯重广泛查阅史料，数次增删，终于在1975年写出了《北宋方腊起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诞生则宣告了李伯重自此正式投身史学研究。
　　自投身史学研究领域起，李教授“如鱼得水”。尤其是在学术方向转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史研究，师从我国著名社会经济史和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后，其在学术上持续发力，研究成果迭出。在经济史学界，他则被冠以“中国学坛上一颗上升之星”、“中国新一代经济史学家的代表人物”等称号。李教授也不负众望，先后出版专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李教授以学术为志业，努力践行学术人生，至今早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经济史方面的权威学者。
　　让质疑成为一种能力“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而又闭关锁国的僵化帝国形象。可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李教授向记者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1800年以前，中国曾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竞争力。单从经济规模来看，1700至1820年间，中国GDP占世界总额从23.1%上升到32.4%。而且中国也并非是孤立发展的，它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尤其是与东亚、东南亚经济的整合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耐心地解释道。记者一时竟无言以对，李教授的一席话竟如一记重拳打在记者心头。
　　李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有时候，我们缺少的就是一种质疑的能力。不去质疑，也不敢质疑‘常识’和权威。要知道，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他向记者细数西方学术界质疑前辈大师理论的先例。像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就经常被质疑。凯恩斯的质疑让他开创了一整套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之父。后来纳什更厉害了，竟“胆敢”质疑权威，执着地在非合作博弈的全新领域开辟耕耘，后终成一代学术大师，并于1994年站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上。
　　所以，要学会质疑，敢于质疑。但质疑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关键是要拿出证据来佐证质疑。“在美国执教期间，我的学生是可以随时质疑我的观点。只要他拿出证据，我们可以就可以辩论。学术本来就是越辩越明。”古人有言：“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如今，李教授正现身说法，告诉我们：让质疑成为一种习惯，让质疑成为一种能力。
　　李伯重寄语后辈学人“其实，做学问是很枯燥的，要学会耐得住寂寞。如果不能乐在其中，那是一件相当折磨人的事儿，结果往往会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不鼓励所有年轻人都去做学术研究，像经商和从政等都是好出路。”他再三向记者强调，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方向选对了，所有的努力才能起到加法功效，研究才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
　　而对于那些真正想致力于学术研究，以学术为志业的年轻人，李教授建议一定要遵循学术规律与学术规范。有的学者心态比较浮躁，对很多问题都是浅尝辄止，点到为止，不肯花力气深入钻研。有的学者则比较急功近利，为评职称而粗制滥造论文。“据相关人士统计，在1.5万篇宋史论文中，有大约1/3到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很难说。”李教授苦笑道。还有一些学者为了形成对某一学术领域的垄断而闭门造车，害怕与人合作……“这都是需要自我整顿、自我改进的，学术界亟需养成好的学术氛围。”李教授坚定地说。
　　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过来人，李教授还告诫我们要多读史，毕竟“学史使人明智”。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记者询问他此行对河南大学的印象。李教授思考片刻后坦诚道：“这是我到开封的第二天，一直在开会，河大的老校区我都还没有去转一转，所以说整体印象我此时是难以全面去说的。”听到这儿，记者再次被李伯重教授严谨的态度所折服。也正是这份严谨和以学术为志业的理想，成就了李伯重在经济史学界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