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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蒋仁言

   

   2月2日,世界著名出版公司Elsevier发布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入选该榜单,意味着该学者在其所研究领域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其科研成果为该领域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此次榜单中,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物理、化学、数学、经济等38学科领域的1651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入选。
   我校汽机学院蒋仁言教授入选了该榜单的“安全,风险,可靠性和质量”领域。
   Elsevier是一家荷兰的国际化多媒体出版集团,与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和医学团体合作出版了2200多种期刊。该榜单研究数据采集自Elsevier旗下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Scopus数据库),基于对海量的、与科研活动有关的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数据的系统分析而成,旨在对中国学者的世界影响力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该榜单遴选标准是根据研究者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的被引总次数在本学科所有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者中处于顶尖水平。

 “我喜欢自己在做的事”

    记者:蒋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次入选的?
    蒋:这次能入选,确实很不容易。一方面,我的入选主要依据我回国后最近这九年所发表的论文,而文章发表得越早被引用的机会越大;另一方面,我是独立研究,没有别人团队作战那么有优势。此次入选令我感到自豪,因为它以客观数据让评价变得有据可依,更具说服力。
    另一件令我感到自豪的事是国际杂志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System Safety(《可靠性工程与系统安全》)邀请我当编委。该杂志本届编委会中总共有46名编委,中国大陆就我一个。这是我巨大的荣誉,因为编委名单一公布就反映了这些人在领域内的学术地位。
    记者:据了解,您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获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优秀学术论文3次,还出版了5本专著,您在科研方面有哪些经验、心得?
    蒋:真正做研究的人是享受研究过程的,兴趣是第一位的。那么,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认为是通过不断的学习转变为个人追求,通过培养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发现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八九十年代,长沙交通学院很多老师下海,但我坚持到现在,因为我喜欢自己在做的事。
    在当前浮躁的社会中,有时,过分的激励会导致人们功利化的追求、功利化的学术。在名利的刺激下,有人愿意冒风险,从而产生学术不端。真正做学问的人,为的不是奖项、金钱,而是享受研究过程本身。当然,学问做得好,成为资深行家,可能会有名有利,但即使没名没利还是得干,因为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治学靠的是兴趣,兴趣可以引领追求,不用别人强迫。
    记者:目前学校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学校将对科研与教学体制进行改革,为青年教师创造有利条件,搭建发展平台,鼓励青年教师进行学术研究。您对青年教师进行学术研究有些什么建议?
    蒋:我觉得,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其次,不要急功近利,科学研究不会立竿见影。再次,要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说过,“要深入生活,要深入实际”,科学研究也是这样。比如行业、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这需要通过交流来了解实际情况和国际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通过研究解决问题,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理论成果。如果仅仅在家拍脑袋,是出不了有价值的东西。艺术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学术也是如此。

“要有崇高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科学素养”

    记者:近年来,一些高校老师剽窃、抄袭他人科研成果的学术不端行为屡被曝光。您对学术不端是怎么看的?如何才能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蒋:学术不端行为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不能仅靠计算机软件的鉴定来说明问题。有些行为属于灰色地带,由于出现在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没有被关注,被发现。例如,当一篇论文中用到“本文第一次……”这样的表述时,就要求作者对论文所涉领域的国际前沿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就可能进入“灰色地带”。因此,近年来曝光的学术不端行为只是冰山一角,但足以反映整个学术生态的恶化。
   我认为,要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一是要有崇高的科学精神,二是要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比如我们画大小两个同心圆,小圆是道德的边界,大圆是法律的边界。跨过道德的边界后虽然没有触碰到法律的边界,却已经违背了道德,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高尚的科学精神、良好的科学素养来自律、自省。
   记者:有人说,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唯有充分享有学术自主权,富有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大学,才能真正找回大学的“自我”,大学也才能正确地享受其他的权利,主动、自觉地走向社会中心。请您谈谈对学术自由的看法。
   蒋:这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我所知,没人会干涉你的研究方向,也没人要求你研究什么,学术研究应该说是自由的。与其说学术自由是一个问题,还不如说学术资源的分配是一个问题。

“科研‘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记者:您目前正在进行哪方面的学术研究?进展如何?
    蒋:目前仍在进行质量、可靠性与维修的研究。“安全,风险,可靠性和质量”领域是一个很前沿的领域,这对所有的工程系统以及社会系统都是有需要的。国际上对于这个领域已经非常重视,在我国却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科研进展用一句话说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有科学家说过,“知道的越多,就越是发现自己未知的东西越多”。科学研究只会增速,不会减速。假定知识增长率与现有掌握的知识成正比,则知识呈指数增长。由于“未知的东西多”,“知识增长快”, 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在一个领域是会持续不断的研究下去的。因为现有方法或技术总是在持续改进之中,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不断发展的。
    记者:您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颇有成果,而且在教学上推陈出新,推出了“质量与可靠性工程”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并潜心编写适合本校学生具体情况的教材。您平时是怎么把科研成果渗透到教学中去的?
    蒋:在我看来,科研和教学不是分离的,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直接、定量评价教学质量很难,而教师学术水平相对来说更易定量评价。因此,国际上通常认为教师的学术水平与教学质量是高度相关的,直接评价教学质量,不如评价教师的学术水平。优秀的教师不能等别人更新教材后再照搬到讲台,而应该主动掌握所在学科的最新知识。单凭教师的课堂表现(如仪态、ppt、备课情况、进程等)是无法判断所讲授的内容是否先进、恰当。只有“内行”才能看出“门道”来。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教师自身的知识水平。
    记者:您觉得一所学校理想的师资队伍应该是怎么样的?
    蒋:我曾请教过我的导师什么是国际一流大学,他说国际一流大学“70%以上的教师是站在所在领域的国际前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一所大学的教师大致可分为五个层级(每个层级还可再分)。初级几乎不做研究;二级围绕某个题目(Topic)做点研究,研究范围比较窄;三级研究几个相互关联的课题(Topics);四级对某个学科领域都懂(Subject);五级就是大师,学贯中西,能够在相互关联的几个学科领域做研究(Subjects)。
    如果用横座标代表等级,纵座标代表各等级的教师比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师资质量分布图。在我国,好的学校的师资等级的平均值可能在二、三级之间;差一点的学校的等级平均值可能在一、二级之间;很少拥有三、四、五级的教师。名校和非名校的差别可能就在这里。(凌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