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当时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那年我66岁。
　　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可能算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事情之一了。这倒不是说我对院士这个头衔有多痴迷，有多梦寐以求，绝非如此。当然也绝不是故作清高，不当一回事儿，我自然很在乎自己的当选。因为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意味着学术界，或者说整个社会，对我几十年在科教园地上耕耘、工作的承认和肯定。我对学校、教育部以及各相关部门和领导，深怀感激之情。
　　最令我欣慰的是当选院士以后可以不用退休了，可以继续为我所热爱的生态学工作了。我无法想像如果真的从工作中退了下来将会如何？生态学是我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
　　我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我的优势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去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研究上，一旦确定课题方向后，就要一步步按程序去做，半年不行，一年；一年不行，二年。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干任何事情都要讲持之以恒。现在有些人很浮躁，恨不得马上做出成绩来，出不了成绩立即转向，这是做不出真正的学问的。
　　科研其实并不难，一是方向须正确，二是要耐得住寂寞。我的子女先后都走上了科研道路，他们在科研上做出了成绩，我当然很高兴，也很满意。但我从不强求子女必须做出成绩来，一切听其自然，家里环境很宽松，没有任何压力。有时子女在国外不顺利，焦躁苦闷了，我就说那就回来吧，没关系的！世上事哪有件件成功、处处顺利的？国内机会也很多，重新来过就是了。
　　在当选院士后，我继续带研究生。在哺乳动物生理生态领域，在鱼、虾、鳖的生理生态领域，在哺乳动物种群生态领域等继续培养了多名研究生。
　　我涉足动物行为生态学领域较迟，且主要是受自己的留学英国的博士生房继明的影响，才正式深入其中的。好在依靠我在脊椎动物生理生态领域的根底，所以对行为生态方面也能很快地揳入，且在1993年第一次招收了行为生态方面的博士生刘定震。
　　刘定震成为我的博士生时，我刚刚被选为院士。他搞的是行为生态学，我原是搞生理生态学的，这对我无疑算是挑战，我于是努力搜集资料，阅读整理资料。为把学问搞得有把握，我总要先把刘定震的文章电传给在美国进修的房继明审看，然后再传回来认真审看推敲，没有十分把握绝不轻易放过。
　　在动物行为生态领域，刘定震搞的是“圈养大熊猫的行为生态学”。他和1994年的博士生赵亚军、1996年的博士生张立，都是由我和房继明合带的。我一贯认为能者为师，只要弟子比老师高明，那么弟子完全可以成为老师的老师。老师有这种气度，其结果必然是“双赢”。一个学者要服膺真理，学生在学术上有见解，只要有道理尽可和老师去争，这种民主宽松的氛围会让大伙受益无穷。
　　除了培养研究生，教材修订、科普工作等还是继续做。以教材修改为例，《动物生态学原理》第一版发表后，我广泛地收集意见，该书再版时做了五处大改动。但生态学是近年发展最迅速的学科之一，研究对策的应用生态学发展尤为迅速，许多分支学科纷纷产生。《动物生态学原理》第二版的使用也已快有十年了。在这样背景下，我再次对自己的著作“动手术”，于2001年9月出了第三版。
　　人生是有许多所谓的“逗号”、“句号”，这本来就是相对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个个逗号看作是一个个小句号。比如一本著作问世、一篇论文杀青、一个研究生出站、一次出国访问完成、一届任职期满都可画上一个句号。有人说，人生最大欣慰在于能把一个个句号换成逗号。从这个角度看，我无疑是个幸福者，因为至今仍不断在把句号改换成逗号。
　　但年龄大了毕竟是客观的，因年事渐高、糖尿病缠身，我越来越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2002年起，我逐渐把工作重心迁至温暖的南方，与两个学生一起进行海洋水产的研究，每年夏天回到北师大工作。我说自己是一只南飞的老雁，而且基本上已适应了热带的气候。前些时候，我被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聘为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挺高兴的，我觉得现在还图什么呢？还不是想多做些事情，图个桑榆霞满天？所以我对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特别感兴趣，说不定这些孩子中间将来能走出诺贝尔奖得主呢，谁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