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历经18个月，“一带一路”从“重大倡议”到“愿景与行动”，框架内容日渐清晰。
　　愿景是一种心愿，是愿望和未来的景象，当人们有了共同愿景，目标和行动就会趋于协调，就会聚集巨大能量。共建“一带一路”体现了沿线国家或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景，因此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赞同和积极响应。
　　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是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古代丝绸之路相比，“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许多新特点。
　　第一，参与主体更广泛。“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条主线：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个重点方向：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有60多个。从国内看，涉及沿线城市、边境口岸和沿海港口等，与大部分省份都直接有关。
　　第二，形式内容更丰富。不仅有贸易往来，还有投资、消费、旅游、商务活动、文化交流等；不仅要便利商品交换，更要促进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包括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通过共建互通，探索多方面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包括环境治理、反腐败和打击恐怖分子等。
　　第三，合作重点更突出。合作重点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投资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沿线各国之间促进政治互信，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加快投资贸易便利化进程，消除各种壁垒，避免双重征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实现投资贸易畅通。
　　第四，区域合作前景更广阔。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合作潜力和空间广阔。共建“一带一路”，不是形成彼此孤立的经济实体，更重要的是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实现互相融通和互补，形成新型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第五，风险因素更加复杂。由于沿线各国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经济利益诉求也存在差异，由此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大规模开展投资和设施建设，会面对各类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项目风险、汇率风险、违约风险等，需要加强风险防范。
　　由此，建设“一带一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资金、技术和人力，更需要智慧，需要开展跨国家的系统策划、跟踪分析和评估反馈，形成一种能够自学习、自适应和自我纠正的良性机制。
　　以高等院校为支撑的“高校型”智库，以理论研究、数量分析、国际对标、思维缜密等见长，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以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开展有侧重点的研究，集思广益，积极献计献策，为落实国家战略作贡献。
　　例如，研究沿线各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和相容性，探索如何加强政府之间的合作，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大框架和大规划；再如，加强对沿线各国投资贸易发展的研究，分析沿线各国政府营商环境和便利化程度，及时提供政策建议。还有，积极开展项目跟踪研究和评估研究，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再有，研究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应对跨境风险。可以把“一带一路”研究与开放型经济研究、自由贸易区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上海城市发展研究等更好地结合起来。
　　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公共政策决策咨询，智库机构不仅能够更好地对接国家需求和国家战略，准确凝练重大问题、明确主攻方向和更好地服务社会，而且能够扩大视野，不断提高决策咨询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