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显著特色的伦理型文化,儒学也因系统地阐发了社会生活、伦理关系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数千年来,这个核心已经浸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骨髓里,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身份之根、属性之本(即中华民族的身份证)。综观中国历史的长河,可以肯定地说:是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格局,型塑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孔子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与代表,他的教诲已深入人心,融入生活,不管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耄耋老人,举手投足间,总会有圣人的遗泽。因此,每一个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必须从了解孔子开始。
孔子的思想极为宏富博大,内涵又极其高明深远,这里仅就孔子修身思想的当下价值,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一、为仁由己,见贤思齐(内圣)
孔子与儒家思想的一贯主题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修齐治平”是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亦是两千多年来无数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而“修齐治平”的基础就是修身,只有修好了身,才能使自己的个体生命上达天德,体认到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成为“内圣”,然后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这个渠道造福全人类,成就“博施广济”的事功,为天下黎民带来巨大的福利,即成就了“外王”。
可以说,“内圣外王”与修齐治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儒学所推崇的最高、最完满的人格理想。
首先,孔子强调要主动修身,即“为仁由己”。“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孔子将人的本质规定为 “仁”———“仁者人也”(《中庸》),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仁”才能称其为人。而在求“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求仁”要靠自身主观的努力———“为仁由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认为,一个人有求仁的要求,并且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求仁得仁了。孔子十分重视人自身修为的主动性,认为任何具体的自我修养的方法,如果没有自己的主观愿望做推动力,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孔子的编修六经、创办私学,都是他为仁由己,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造福天下黎民的“求仁”行为。
其次,孔子还特别强调自觉修身,即“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不习乎?”
当然,自觉修身还包括慎独。“慎独”就是“慎其独处之所为”,即独处无人时,自己的行为与思想也要谨慎不苟、清廉高尚。“慎独”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后来宋儒朱熹将慎独思想提高到了极致:“儒家修身有种种功夫,但慎独尤为重要。”明末思想家刘宗周亦说:“慎独之外别无功夫。”
通过主动自觉严格的修为,孔子成为了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技能过硬的“内圣”,正如他的两个得意弟子所云: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宫室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宫室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
二、积极入仕,胸怀天下(外王)
儒家一贯提倡 “学而优则仕”。既然通过刻苦的修为我们已经成为了内圣,那么怎样用我们的知识与技能为全人类谋福祉,成就外王呢?那就要通过“社会实践”这一渠道,使理论与实践完美融合以造福天下黎民,这就是积极入仕。且官做得越大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一个乡长,只能造福一乡的人民,若做到了县长,你就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造福一个县的人民,以此类推,当你做到了省长、国家主席,你就会造福一省的人民、全国的人民。若你成为地球村的村长,那么全天下的黎民就真的沾你的光了,也就建立了博施广济的事功,成就了外王。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所以士必须积极入仕,必须有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担当精神。“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句话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所以,才有了后世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声。他们虽“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总难忘情于国家事务,“从屈原到鲁迅,从先秦诸圣哲到现代新儒家,莫不如是矣”。
反之,如果没有担当精神,太在意自己吃得好、穿得美、住得舒坦的话,那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正如夫子所言: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的一生就是执着追求 “德治”,即成就 “外王”的一生。孔子51岁才真正步入仕途,任中都宰,干了一年,政绩突出,四方则之。第二年,孔子便由中都宰擢升为小司空一职,回到鲁国都城曲阜上任。接着又因政绩突出,在他54岁时再次擢升为大司寇,摄相事。孔子任大司寇期间,齐鲁夹谷之会使得孔子名声大振:由于孔子的沉着周旋和据理力争,本来处于弱势的鲁国在这次会盟中反而占尽了上风,并在盟誓后齐国归还了侵鲁所占的郓(郓城)、汶阳(泰安西)、龟阴(泰安南)之田。但好景不长,孔子由于和掌控鲁国实权的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发生了矛盾,他不得不在这一年离开鲁国,开始了栖栖遑遑、颠沛流离的政治流亡,到处推行自己的仁爱主张。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春秋末期,诸侯纷争,杀人盈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孔子心里装着老百姓的疾苦,大声疾呼:大家不要打了,心平气和地好好过日子该多好呀!
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孔子的仁爱思想肯定不受欢迎。虽然孔子一生不得志,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主张是对天下黎民百姓有好处的,所以他执着奋斗,无怨无悔。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成就了外王。
孔子的修身思想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人生非常短暂,若白驹过隙,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我们不能用太多的时间愤懑、抱怨、骂人,让我们每一个人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好好修为,做好自己才是最最要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