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新世纪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党中 央及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作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它既是对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又与中华 文化传统的深厚资源密不可分。考察科学发展观的 传统文化渊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 展观的丰富内涵，而且对探寻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 的路径亦有启示意义。
　　一、以人为本与人文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 关于“以人为本”的内涵，胡锦涛同志2004 年《在中 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了完整 表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 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 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中可以看出，与传统 发展模式对“为了什么发展”等价值问题的漠视不 同，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的价值判断上，引入了人的 尺度。它强调以人为核心，认为经济、社会发展都 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发展的 目的。正是这一本质内涵的规定，成为科学发展观 与传统发展模式相区别的重要标尺。有学者对此 指出：“旧的发展模式包括发展观具有物本论的意 义，这样的发展意义非但不足以支撑新的发展活 动，而且造成了发展的困境和危机。新的发展模式 包括科学发展观等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它的宗 旨是以人为本的，是为了人、实现人、从人的发展 目的和需要出发的，因而具有新的意义。这样一种 具有新质或新的意义的发展模式，能真正实现社 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落实 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 的最强音。”可见，确立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克 服人在发展中被异化为“工具人”的局限，切实以 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最终归宿，是科学发展观 的应有之义。为此，我们党坚持把人民放在首位， 始终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实现 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 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一切工作的标准，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社会发展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基于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 验而提出的一条基本发展理论，其中，亦有传统文 化意蕴在当代的呈现。从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取向 当中，我们不难找到传统的人文精神与当下的“以 人为本”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虽然对于“人文精神”这一概念的看法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但都基本认同它体现了对人在宇 宙间的地位和任务、人的生存意义与生存价值、人 性和幸福的终极关怀。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正是 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 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因其 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探讨 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张扬人自身浑厚的主体力 量，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成为现代人 本思想的重要理论滋养。
　　这一传统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1）在人神关系上，儒家悬置鬼神生死之类的宗 教问题，将视域集中在现世人生的领域，如孔子讲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 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强调人的价值和地位。在儒者看 来，人是“三才”之一，是“最为天下贵”（《荀子·王 制》）者。（2）在人与人关系上，儒家强调“仁”，讲究 “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 语·雍也》），这意味着在尊重每个人人格的前提下 把协调人际关系视为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一种手 段或途径。（3）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基于对人之所 以为人的“仁”之根据的揭示，儒学一方面肯定了每 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又赋予了每个个体浑 厚的主体力量。这使得道德心性的修养、理想人格 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从孔子的 “为仁由己”到孟子的“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 上》），从陆九渊的“自作主宰”（《语录下》，《陆九渊 集》）到王艮的“大人造命”，主体性的彰显成为儒学 一个显著的特色。（4）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在儒者 看来，圣贤人格的成就离不开社会人生之关切，经 世济民的责任感在历史语境中便被落实到民贵君 轻、民为邦本的价值理念，这使得人文精神又被赋 予了民本主义的色彩。
　　虽然形成于封建社会体系中的人文精神具有 自身的缺点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它在致思趋向、 价值理念上对于今天人类应对面临的发展困境依 然有着启示意义，这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 可见一斑。科学发展观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从而使得人文精神在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地 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基石，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 鲜明旗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而在 精神旨趣上，科学发展观则无疑上承中华文化中重 人轻神、人贵物贱的人文精神传统，体现了经由长 期历史积淀之后的文化自觉。
　　二、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与天人合一、和合精神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 本要求。全面发展就是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看成一个 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 好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各种社会问题，促进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共同进步。协 调发展是针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快而造成各 方面的不协调和失衡状况提出的，强调经济社会发 展的各环节、各要素的相互促进、相互平衡，是科学 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注重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使人 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持 久、连续发展。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 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党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对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其中， 我们亦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有 机整合，具体表现为对“天人合一”思想及其蕴涵的 和谐理念的借鉴与诠释。
　　“天人合一”是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 面最核心的命题，它从 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 成部分的世界图景出 发，强调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易传·文 言》对此有着精辟的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 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 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 于人乎？”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 的“天人感应”，再到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论，无 不是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余敦康先生在《夏商 周三代宗教》一文中指出：“中国哲学在处理天人关 系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既不像印 度哲学那样完全取消天人界限，也不像希腊哲学那 样使之截然二分，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合中有分，分 中有合……”这种“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的思维方 式使得古人一方面把“天”与“人”看作是连续、共通 的“一个世界”，另一方面，又强调主体把握天人关 系，这就“并不否认人对自然加以改造、调节、控制、 引导的必要”（余敦康《夏商周三代宗教———中国哲 学思想发生的源头》）。只不过，与基于“自然之二 分”框架下的西方文化不同，“它以为人在自然中处 于辅助参赞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亦应适应自 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而是把自然调 整、改造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在此同时，必须注意 不破坏自然，让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成发展。要而 言之，就是比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张岱年、程 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科学发展观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吸纳了“天人 合一”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原理，并将马 克思主义哲学能动的反映论融入其中，即在人与自 然对立统一的演绎中，人是矛盾的主题，既需要依赖 自然的物质能量供给和环境保障而生存发展，又能 运用自身的能动性，通过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 律来谐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天人相谐” 是人与自然的有机协同，是动态的、发展的协同。所 以，我们要在发展中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一方面，要坚持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要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生态建设、保障和促进自 然生态环境的生命活力与净化能力放在首位，在促 进人与自然协同共生中实现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 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在政治、经 济、精神、环境、国家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天人合 一”统摄下的和谐思维亦彰显其现代价值。在政治 方面，它强调全社会的和谐有序、政通人和；在经济 方面，它强调各个领域的协调有度，经济的可持续、 可循环发展；在精神方面，它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 人生境界的追寻、精神家园的探求、身心性命的安 顿；在环境方面，它强调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 然的融通互利；在国际关系方面，它强调“协和万 邦”。这些思想意蕴都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入 了传统文化的资源。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动态发展的全新的执政理念。在对其文化渊源的考 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在回应现代经济、政 治、文化快速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具有 的现代价值和积极意义。而这种现代价值与积极意 义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的 转换与现代性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