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北京世界动物学大会留影


　　自“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后，我就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国外的先进东西。
　　第一次是纽约之行。1986年8月，第四次国际生态学会议在美国纽约州雪城举行。会上中国生态学会派出的代表团中有两人被推荐为国际生态学会委员会成员，一个是中国生态学会秘书长蒋有绪，另一个就是我。为参加这次会议，我提交了论文摘要三篇，以壁报形式在会场展出。会议进程中，我还访问了雪城大学蓝瑞·沃尔夫教授的实验室，沃尔夫教授是1979年版的《普通生态学》作者之一。
　　会议结束后，我应卡耐基自然博物馆鲍德米尔保护区主任简·麦瑞特邀请，参观了保护区。保护区设在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区，麦瑞特主任也是搞小哺乳动物生态研究的，跟我可算是真正同行。这次访问让我认识到两国的动物生态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美国同行的技术手段要远远优于我们。比如他可以用无线电标志方法直接测量野外生活中的小动物的体温，这让我大感兴趣。临别前，他还请我到邻近的斯腾山大学生物系做了题为“中国兽类生理生态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很受欢迎，美国同行对中国生态学家刮目相看。两年后，他来到北京，我邀请他及同来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生物系主任布鲁斯·旺德教授到北师大生物系讲学，向中国同行介绍美国生态学研究方面的新进展。讲完课他就直飞西宁去考察青海和西藏高山生态系统，以便与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生态系统相比较。美国同行的敬业精神，让生物系师生很是钦佩。
　　同年的牛津之行，我看到了久负盛名的皇家学会主席团会议厅，那不过是一个可以容纳十几个人的圆桌小会议室，可就是这历史悠久的小厅在世界科学发展进程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许多大科学家正是在那里宣读了自己的成果并一举成名的。在牛津大学动物系，系主任简·费林森教授陪同我参观了动物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许多由著名科学家从全世界采集来的标本，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牛津的生物楼非常古老，看起来有些破旧，然而每一间小小实验室都诞生过生物学界的非常人物。
　　接着我去了苏格兰格拉斯哥的陆地生态研究所，与摩斯教授进行了深入交谈。接着访问了阿伯丁大学动物系，与瑞森教授见面。虽是初会，瑞森教授却像接待老朋友一样接待了我，他说他已经读过我1984年发表在柏林《生态学》杂志上的那篇《静止代谢率与每日平均代谢率关系》论文，文章对他正在指导研究生搞气体代谢率研究很有帮助。会见结束后我们驱车到野外观察了石楠灌木丛，由正在阿伯丁进修的意大利籍研究生表演了研究猛禽对野兔行为影响的记录装置。这次游学令我大开眼界，了解了许多现代生态学的研究事例，对我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1989年，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派出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人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第五次国际兽类学会议。会议以在总统保护区举行野餐会的方式欢迎世界各国的与会代表，这种方式别开生面，为过去会议所未见。各国学者自由交往，既切磋学术心得又增进友谊，会议结束后，便是根据需要，各自进行自由参观访问。
　　1993年，我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参加研讨国际冬眠（低温生存）问题。此次我随布鲁斯·旺德教授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生物系访问，并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当时，经过十多年的改善，北师大生物系实验室设备，与科罗拉多大学生物系实验室设备相比较，已在伯仲之间了。只是美国同行方便而快捷测定脂肪的仪器，仍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显得差距大的，倒是美国同行的图书资料出得又快又新，让我们瞠乎其后。于是旺德教授送给我几本《兽类学》等新出版的书籍，同时帮我买到几种实验用的试剂，甚至把其中有些“宝贝”干脆赠送给了我校的生物系实验室。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国际会议虽然规模小，专业性却非常强，报告内容个个精彩，会议的论文集实际应用价值很高，对我的研究团队也显得特别有用处。回国后我认真地阅读和消化完文集中一些主要文章，为我后期的研究开拓了视野。
　　我向国际同行“取经”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我想正如居室需要经常启门开窗，才能阳光充足空气新鲜一样，做学问也须经常与国际交流，才能及时掌握和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