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一帮生命科学学院的小伙闲扯，或许因为临 近“五四”，不免感慨一番。山大素以“文史见长”，而且一 帮小伙里就我一个是文科生，一番闲谈之后大家都注视 着我。书到用时方恨少，作为历史学院的本科生，我发现 自己对“五四”居然是那么的无知，以我的学识根本无法 说服一帮生科小伙对“五四”存有的偏见。太 史公曰：述往事，知来者。我觉得有必要写一 点东西，以纪念“五四”。
　　谈起五四运动，人们总会冠之以“五四 启蒙运动”，什么是启蒙？康德在一篇名为 《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的文章的篇 首就给“启蒙”下了一个定义，即“启蒙就是 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而 我们平时谈到的五四运动一般是指1919 年 5 月4 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即“五四”爱国 运动。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偏差，“五四”启 蒙运动是指摆脱中华数千年来的传统价值，即自己的未 成年状态，但我们平时谈到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一场民 族主义运动。其实两者并不矛盾，这是狭义的“五四”爱 国运动和广义的“五四”启蒙运动（或称新文化运动）的 区别，“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高潮。
　　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 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是堂堂中华民族超过半个 世纪的失败和屈辱；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 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这是中华民族超过 半个世纪的改革与失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 死亡，中华的有志之士选择了爆发，这是在长达半个世 纪的屈辱史和失败史后强劲的爆发。有志之士发现，尽 管中国在不断地进行变革和新制度的试验，但在西方列 强的打击下中国却显得不堪一击，中国人在屡次挫败中 产生了对自身文化认知上的自卑。
　　于是“五四”启蒙运动高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 彻底否定绵延数千年传统的价值。陈独秀在《一九一六》 中说：“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 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 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 鲁迅先生借他笔下的狂人说：“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 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 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 来，满本都写两个字‘吃人’!”钱玄同发表的《中国今后 之文字问题》，则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 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 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 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些说法在我们 现在看来都是很偏激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对西方文化的极力拥护，是一种极端的、不完善的做法， 所以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是必要的。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场彻底的 思想洗礼，“从未成年状态中走出去”，但是 却很难割舍童年的“幸福时光”，所以就必须 要先“破”，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字说的一文不 值，而后“立”，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重新 确立中华的文化。从本质上讲，这些思想是 “爱国、进步”的，与同它所宣扬的“民主、科 学”这八个字构成了“五四”精神的核心内 容。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正是要纪 念五四运动的精神，“五四”精神才是“五四” 启蒙运动最为宝贵的遗产。
　　当我听到有些人提到纪念五四运动就 是要纪念“五四”爱国运动，不免感到有些遗憾。我们在 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并非要纪念青年学生走上历史 舞台，更不应是为了放假，而是为了纪念“五四”之精神， 而纪念“五四”精神，仅仅纪念爱国运动是不够的，同时 我们更要强调进步、民主和科学。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 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 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 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谨以此与学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