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阳
　　近日，一场名为“周恩来·池田大作与21世纪青年文明对话”的学术研讨会在寒冬中的南开园举行。这场学生社团举办的普通学术研讨会，却受到了日本创价大学的深切关注，该校理事长田代康则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中，专程从东京赶赴天津参加交流。
　　会上，田代康则转达了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发来的贺信。信中，池田大作对主办会议的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赞许有加，认为同学们是“继承了周总理的遗志，为了和平、为了人民、为了未来，秉持着勇气不断前进的青年”。
　　已经成立8年的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是一个以研究周恩来、池田大作思想与实践为主旨的学生组织，它的成立源自指导教师、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纪亚光教授初访日本时的心灵震动。
　　“醍醐灌顶的触动”
　　1999年，时年30岁的纪亚光作为周恩来研究著名专家王永祥教授的助手，赴日进行旅日时期的周恩来研究。在此期间，受创价大学邀请，他作为外宾出席了创价大学的开学典礼，聆听了池田大作的深情演讲。
　　池田大作在演讲中，3次振臂高呼“大中国万岁”。这几句铿锵有力的日语通过同声传译到了纪亚光耳中。他“感到懵了一下”，然后看到全场学生在池田大作的带动下，一起高呼“大中国万岁”。
　　感到“醍醐灌顶的触动”后，纪亚光察觉到问题出现了。由于是历史科班出身，他对中日关系问题并不觉得陌生，之前脑中对日本人的印象是傲慢、可恨、瞧不起中国人，然而这一切都在听到“大中国万岁”后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后的几天，纪亚光也时常“意外地”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的友好。在横滨，他参观了创价学会主办的“文化的恩国——中国展”，里面不仅明确注明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中国人遭到杀害，还用很大的篇幅说明日本文化源自中国。从中，纪亚光看到了以池田大作为代表的日本人对曾经罪行的明确认知，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可。
　　此时的纪亚光对汤因比和池田大作提出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记忆犹新，但对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理解得并不深刻。回国后，他与王永祥展开了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研究。
　　纪亚光了解到，创价学会在日本拥有众多会员，其所支持的日本公明党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在野党。作为领袖，池田大作在日本的重要地位无法忽视。在上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就十分关注创价学会这一民间和平团体，指示有关组织努力设法与创价学会交朋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1974年12月5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会长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这次会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周恩来是在健康状况十分严峻、抱病支撑工作的情况下，作为“最重要的事情”看待，这是周恩来对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为中日友好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最高层次上的肯定，为其同中国的友好交往注入了新动力。
　　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2001年王永祥与纪亚光出版了《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一书。后来，这本书相继出了繁体字版和日文版，在海内外受到了广泛关注，在新加坡甚至进入了热门图书排行榜前十名。
　　打着“飞的”来交流
　　通过研究，纪亚光由“大中国万岁”带来的困惑逐渐解开。对于一直坚守周恩来重托、倡导中日世代友好的池田大作，他认为：“池田先生少年时代开始就深受中国文化熏陶，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有着丰富深厚的中国观。在池田先生看来，中国的文化建立在‘和’的根基之上，本质上是‘尚文’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民众的政府。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现实追求，中国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和谐的积极力量。”
　　令池田大作深深感动的是，新中国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在他看来，周总理心中装着的不仅有中国人民，也有无辜的日本人民。他多次提到，周恩来是“世界人民的总理”，是“活在世界，活在未来的人”。
　　在海外，池田大作是周恩来精神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者。无论在国际舞台还是创价学会内部，他一直都在呼吁学习周恩来总理心系人民的情怀。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很多创价大学的年轻人，选择来到中国留学，其中很大一批选择来到周恩来母校南开大学就读。
　　这群年轻人很多都是《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一书的读者。他们来到南开后，经过各种渠道找到纪亚光，与他交流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接触久了，纪亚光发现，日本学生身上具有很多闪光点。他们更愿意主动交流，在交流前会进行充分的准备，而每次交流后，教室往往比之前更加整洁。不仅如此，他们都很独立，但在尝试一件新事情时，会迅速团结为一个集体，在“领导”的指挥下协作行动。
　　为了让中日学生能够相互取长补短，他开始组织他们进行小范围的交流，不定期也不限定人数。初次接触时，中日学生都显得比较紧张，交流会显得很局促、有些“冷场”。但随着交流逐渐深入，气氛也慢慢活跃起来。交流会上，日本学生经常会准备寿司、表演歌舞，而中国学生会主动教日本学生汉语发音，青年人一起学习、娱乐，很快成为朋友，甚至忘记了国籍的差别。
　　时间久了，除了中日青年，韩国、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国的青年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得知在南开有这样的青年交流，有些学生会打着“飞的”、坐火车赶来参会。经常参加交流的南开大学日本留学生纸谷正昭提议，一起成立学生社团，让中日青年的交流固定下来。
　　经过沟通协调，2006年12月5日，正值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会见32周年的纪念日，南开大学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正式成立，成为国内首个研究周恩来、池田大作思想与实践的学生学术团体。
　　与风车“战斗”
　　近年来，伴随着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争端、历史教科书美化战争等问题，中日关系一直不佳。在这种背景下，倡导中日和平的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注定不是一帆风顺，时常招来质疑和误解。
　　“这些质疑和误解有的是可以接受的，正如初访日本时对于创价大学的友好举动，我也会感到意外。大多数时候，通过给大学生讲清楚其中的道理，这些‘思想上的结’自然就会解开，看问题也会变得客观。”纪亚光说。
　　即便如此，从民族情感衍生出的偏激也常常出现。有同学在大学毕业时给他提意见：我们能不能不要围绕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做事情。“曾经有人告诉我，不管现在日本人什么态度，中国人应该杀他几千万人。我反问他，如果真这么做了，那和日本军国主义还有差别吗？”一些不理智的话语常常会刺痛纪亚光，因为在那些人看来，倡导中日友好简直是种“汉奸”的行为。
　　“我发自内心认为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思想对个人成长和民族发展都是有益的，所以愿意把他们的思想介绍给更多的年轻人，希望大家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站在世界舞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推动和平友好的人。很多时候，当需要拿枪来维护民族利益的时候，就已经很被动了。”面对误解，纪亚光作这样的反思。他把自己的坚持，比作唐吉诃德式的“与风车战斗”。
　　误解的另一面，是学生的热情参与和创价大学的鼎力支持。创办8年来，来自近十个国家的数百人加入了研究会。毕业生分布在海内外各地，很多人毕业多年依然常回南开参加交流，热心于和平友好事业。
　　在新加坡留学生陈清香看来，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具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一开始，她以为研究会就是泡在书斋里的，后来发现，这里不仅有很严肃的学术讨论，更有亲密的交流互动。“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是等和平发生，而是通过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创造未来。”
　　今年4月，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的马明冲、贾凯等5名同学受邀参加创价大学“周樱”观赏会，这是该校首次邀请中国大学生参加这一传统盛会。
　　“周樱”观赏会的设立也是源于周池会见。当时，周总理说：“50年前，樱花盛开的时候，我离开了日本。”池田大作表示，希望周总理将来再到日本赏樱。在他的提议下，1975年11月由创价大学接收的新中国首批赴日留学生在校内种下樱花树苗，命名为“周樱”。1979年邓颖超访日时，创价大学首次举行“周樱”观赏会，此后这项活动每年一次。
　　在创价大学，马明冲、贾凯受到了“崇高的礼遇”。刚到第二天，他们就受邀与创价大学校长马场善久一同餐叙了两个小时。在创价学园图书馆，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编印的学生刊物《金桥》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校园电视中滚动播放着研究会的活动视频，聊天时，日本学生一听说他们来自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便会立刻“肃然起敬”。
　　这样中日友好的体验让研究会的同学们感动，也反思这一切的来之不易。在南开，亲手缔造中日友好的未来另有一番意味。1937年日本侵华时，曾对南开大学进行过惨绝人寰的攻击。后来在废墟上，一栋栋校舍拔地而起，不少校舍都刻字留下了有关记载。
　　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师生当然熟悉这段历史，因为深知战争的可憎，才坚定和平友好的可贵。他们愿用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的寒冬注入一股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