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打破既往惯例，专门探讨“依法治国”问题，人们对此普遍寄予厚望。及至全会决定出台，虽然全国人民深受鼓舞，但在专家学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意见。核心分歧，是在“党的领导”能否融于“依法治国”这一问题。通俗来说就是对“党大还是法大”的疑问。然而，“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它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人为地对立起来，忽视了法治的程序思维，违背了法治的本来逻辑。一法律正义有形式与实质之分。实质正义，重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正义。形式正义，着重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是公正的，系争案件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实现了正义，则非所问。但这种关于正义的静态思考，使原本密不可分的概念对立起来，旨在对比两种正义的不同内涵。如将其作为法治的思维模式，则忽视了正义实现的动态过程，割裂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动态联系。
　　实质正义以法条的形式被规定，是一种纸面上的法律，要成为现实中的活法，必须经过法律适用的过程。但法律既存在请求权竞合、规则矛盾，又无法完全涵摄案件事实，因此，作为法律适用的大前提，它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案件事实又不同于事实真实，已发生的案件事实，难以百分之百地被复原，故其作为法律适用的小前提，具有相对性。为了克服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程序法乃应运而生。
　　形式正义之于实质正义，绝非简单的辅助功能，而是存在两层关系。其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好比皮与毛、血与肉，缺一不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肉若缺乏，血流何处？更为重要的是，形式正义具有避免法律适用不确定性的功能，本身即发挥着正义实现的作用。如果说实质正义是作为生命之源的水，则程序正义就是因势利导的河道，虽然蜿蜒曲折，但使水造福于人类，而不是泛滥于村庄和城市。
　　从法源上看，权利最初不是来自于实体规定，而是以诉权的形式获得肯定。换言之，正是经过程序管道的疏导，古希腊、古罗马的公平正义理念，才化作为具体的权利，成为可被主张的实在的利益。从而完成了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过渡。所以，即便民法学者也承认，平等价值主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充分理解并运用程序的这一作用，我们称之为“程序思维”。二表面观之，对“党大还是法大”的不同回答，就是法治确立与否的态度。然则，这一命题显然与程序思维相悖。此中所谓的“党”和“法”，是含义被特定化了的概念，即所谓“党”仅指党的规定、政策（及其所内在的权利（权力）），所谓“法”仅指法的规定（及其包含的权利义务）。二者的含义均被限定为实体层面。在这种语境下，答案无非是“党大于法”或者“法大于党”。
　　但问题是，法治包含形式与实质的两重含义。二者并非“有你无我”的二选一游戏。徒实体法无以自行，徒程序法也无以自行。正确的理解毋宁是，二者缺一不可但各司其职。实质正义如同甘霖，形式正义则是容器。没有甘霖，程序法无存在的意义；缺乏容器，甘霖也会泛滥成灾。因此，“党大还是法大”这一命题，通过“阉割”法的含义的手段来简化问题，显然不具有科学性。
　　实际上，党的领导也包含形式与实质方面。从形式上看，党的领导要符合法律要求，不能够超越法律；自实质上而言，党的领导应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党大还是法大”这一命题，阉割“党”和“法”的形式含义，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重大误解。认清这一点，从程序思维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只要党的领导不违背形式正义，则“党大还是法大”的命题就是“关公战秦琼”的把戏，根本无法作出回答。
　　坚持程序思维，还有利于正确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四中全会重提“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美德。这就不能不提老生常谈的“情与法”的关系。反对党的领导的人，当然也习惯从静态的角度，解读法治与道德的关系，因而得出法治与道德相悖的结论。实际上，只要我们坚持程序思维，则道德也必须接受形式正义的约束，因此二者仍是“关公战秦琼”，并不矛盾。三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有些法治理念坚定的专家学者，缺乏此种程序思维？仍应从中西文化之争说起。数千年以来，“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引领世界风骚，但实践中实有两个风险。
　　其一，中国文化 “长于待人”，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人（与马克思同结论），而不是物与欲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注重物质，而是与人相比，物质为轻。故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在历史上，各朝命运不同。强盛者开疆扩土，如汉、唐；贫弱者为人屈辱，如宋、清。个中原因，实在于是否过分压制商品经济。宋朝灭亡之后，中华文化之所以仍然屹立不倒，实在于当时的变革，仍为中华文化圈内的内争。但清朝不同，其外敌是西洋文明，因此拉开了中西之争的序幕。而中国既然积弱，列强船坚炮利，故给人以中国文化落后的假象。所以，直到今日，仍有很多人坚持“两个凡是”：凡是中国的，就是落后的，应予抵制；凡是西洋的，就是先进的，应予弘扬。
　　其二，中国文化既“长于待人”，则重于“内圣”，故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时，虽然也重形式（礼、刑），但二者相比，后者也是次要的。故圣人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此种主张在政治上，本来是“民贵君轻”、弘扬人性的大治，但经“视天下为一家之私产”的统治者的修正后，就成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工具。虽然存在 “皇权·相权”等制约，但绝难形成注重形式理性的法治思维。
　　民国时期，虽然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也缺乏程序思维，革命者内部也难免盛行机会主义，对政见不合者，流行暗杀。建国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也是缺乏程序思维的结果。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不重视形式正义的传统。而那些崇尚西洋文化的专家学者，既浸淫于中国文化土壤，则难免受此影响。即便是彭真委员长，在被问及“党大还是法大”的时候，也只能笑着说“有时候党大，有时候法大”。而一些缺乏制度自信的领导，甚至拒绝宪政和法治，导致“党大还是法大”这一错误命题流毒至今。
　　此外，中西文化之争，至今尚未落下帷幕。虽然许多中西学者（如梁漱溟、汤因比）均明言：惟有中国才能领导全世界，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明日世界之未来。但迷信西洋文化的学者置若罔闻，一味地排斥法治的中国元素。而其学问实未贯穿中西，既不明白中国传统好在哪里，也未吃透西方法治精髓为何物。不懂法治的程序思维，只知反对本国的实践和传统，以致断章取义、误导众生。四可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并不矛盾。不惟如此，只要我们坚持并培育程序思维，则党的领导与传统道德将构成中国法治的实体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可以高枕无忧。理论问题易解，实践问题难除。法律的生命既在于经验，则法治的建立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使党的领导真正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弘扬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更需要我们凝神聚力，甚至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