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无疑是中国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已经过去了32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随着高考规模的迅速增大，高考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强，其所引发的质疑和批评也越发激烈。实践证明，高考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公平的一种制度，高考尽管有很多弊端，但是盲目地废止高考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其次，世界各国都没有废除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制度，反而越来越强化统一考试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的作用。因此，废止高考不仅是不可行的，也是不符合国际趋势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高考制度，充分肯定成绩，正视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一、高考改革呼唤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现行高考制度的改革问题是目前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教育部考试中心戴家干主任数次提出解决“高考指挥棒”“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改革关键在于“从考试到评价”
　　“以评价的观念改造考试”，即“在传统考试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科学的教育考试与评价体系，实现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的跃升”。也有研究者建议，仿照美国大学的招生方式，把综合素质评价与国家统一考试相结合，从文化知识、能力水平、成长过程、综合素养等几个方面共同构成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依据。目前，在高考录取的实践中，已经有一些省份尝试着进行综合评价。
　　从科学和理论的角度而言，综合评价应当是一项全面、有效、公平的评价制度，如果良好地运作实行，确实能够有效消除“高考指挥棒”“一考定终身”的现象，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但是，要将综合评价纳入高考改革的内容，在我国大范围实施，目前看来还很难实现。究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评价技术尚不发达，或政府机构不愿实施，而是我国尚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社会诚信机制用于约束、管理和监督主观评价的开展。
　　综合评价毕竟不是单纯的纸笔测验，它还必须由学校和教师对学生进行主观评定。这种主观评定是否真的公平？这一问题受到公众的极大质疑。即使进行主观评价的人完全科学、客观地进行评价，但是由于没有社会诚信机制的监督，仍然难以得到大众的信任和认可。高考改革要加入综合素质的评价，其基础是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诚信机制，用于约束、管理、监督评价者和评价过程。对于建立社会诚信机制的具体措施，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例如制定法律，设置专职的监督人员和机构，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制定严厉的奖惩措施等。
　　二、目前条件下高考改革可能的途径高考改革的基础是建立社会诚信机制。但是，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系统的诚信机制，还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健全的诚信机制，就畏缩不前，不去进行高考的改革，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过，在此过程中需注意的一点是，高考改革必然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因此，高考改革需要的是多个部门的协调合作，同时推进，而非某个单独的政府部门的任务。
　　（一）在高考制度层面，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2001年，东南大学等三所高校开始试行自主招生；2003年，试行5%名额自主招生的部署重点大学有22所，2008年扩展至68所。从国际高校的办学实践来看，高校自主招生确实是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和提高办学质量的可行途径，而且有利于破除现行“高考指挥棒”和“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但是，目前自主招生的学校不到10%，招生的比例也很小，对统一高考的影响不大，绝大多数的考生仍然要通过高考进入高校，因此尚不能对“高考指挥教学”的格局造成较大的影响。
　　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可以相应地削弱高考的影响。虽然其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弊端，但是，弊端毕竟是少数的、短期的，通过普通高等院校的自我约束，政府宏观调控、指导，社会有效监督，这些弊端都是可以克服的。从长期、深远的角度来看，进一步扩大自主招生权有利于高等院校多元化选拔人才的需要，有利于中等教育实施新课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有利于建立教育的公平、公正的需要，对于破除“高考指挥棒”具有长效有利的作用。
　　（二）在高考内容上，与新课程标准衔接，进一步澄清考试的内容与导向新课程标准的出台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高考的内容也必然要依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考什么？怎样考？都是摆在教育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新课程标准对高中教育的要求很多，较之以往更加注重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知识结构完整性的建构，注重兴趣爱好及个性特长的培养。但是，并不是新课程标准中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可以通过考试测量的。例如，新课程标准中对学生能力的评价，要求评价学生“能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能够独立思考，又能够与他人很好地交流合作”，这一项就不能通过高考进行检测。因此，考试命题人员要将高考与新课程标准衔接，就需要细致地分析课程标准中哪些内容是可测的，哪些内容是不可测的，区分对待。对于可测的内容，可以纳入高考的范围之中，对于不可测的内容，则采用教师评价、同伴评价的方式进行考察。
　　（三）高考技术的改革：革新高考技术高考是我国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考试，理应应用先进的测量学技术对高考试卷进行设计。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高考从命题到选题都是以学科专家为主，进行的是经验化、人为化的操作。由于没有测量学技术的介入，这种命题方式最后得到的分数只能够进行简单的分数报告，而难以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
　　高考的考试方法和技术应当革新。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统一考试或评价项目的经验，例如美国高校的入学考试SAT，允许学生每年多次参加考试。这些政策都是以先进、标准的考试技术为基础的。我国的高考应从试卷的命题、组配、阅卷、计分、信效度检验上做到科学、公正。同时，在考试结束后采用先进的测量和统计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有效探查不合理、不公平的题目，实现对不同科目、不同内容领域、不同能力、不同学生群体的分层次报告，实现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的分数等值。
　　（四）弱化高考对基础教育质量的评价功能，强调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作用高考本身是一项选拔性的考试，其作用仅仅是选拔人才进入高等院校，但是政府、学校和社会却不约而同地将高考成绩作为评价各地基础教育质量状况的指标。高考承担了其不应该承担的衡量教育质量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没有系统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价体系，政府、学校和社会只有将高考的成绩视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指标。这也是“高考指挥棒”现象存在的一个客观原因。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的角度弱化高考的评价功能，建立专门的、系统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价体系。各地政府应运用行政手段，强化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功能，通过科学、客观、全面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来衡量地区和学校的教育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欧美发达国家都有各自完备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体系，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的联邦教育进步评估（NAEP），以及一些国际基础教育比较项目，如国际数学与科学学习趋势（TIMSS），学生能力国际评价项目（PISA）等。这些监测和评价项目对该国的基础教育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各个州报告其基础教育状况时，都会采用NAEP的成绩作为验证或监督。
　　2007年，教育部成立了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意味着我国在科学评价教育质量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目前，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已经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抽样的地区已开始进行科学的、标准化的测试，其数据结果将用于评价该地区的教育质量，历年的数据还可评价教育质量的发展状况。相信这一工作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中国大地上教育质量监测的一面旗帜，同时从客观的角度上削弱高考的作用，成为推动素质教育迈向崭新局面的发动机。
　　（五）社会舆论的引导：高考不是阻碍素质教育的罪魁祸首高考的职责是选拔人才进入高校，并没有承担评价教育质量的作用。高考并不是阻碍素质教育的罪魁祸首。要消除这一非理性观念，除了教育部门承担起高考改革的责任以外，相关部门应当承担起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
　　目前，常常有一些非理性的言论出现在报刊、电视等公众媒体上，比如“上大学无用，应废除高考”等不合理的负面说法，这些言论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公众对于高考的指责和批评。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大众对高考的误解与误读。因此，要消除这些不合理的社会言论，相关部门不仅应当在内部树立牢固的“强化高考选拔定位，强调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信念，还应当积极研究和了解公众心理，提出缓解公众不满的措施，在社会上达成“高考不是阻碍素质教育的罪魁祸首”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