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体虚羸弱的人能够有远大的理想，即便有，也很难有昂扬的斗志去支撑他前进。一个人身体状况的好坏和他心理健康的程度密切相关，体弱多病，自然难有奋发向上的精神；身强力壮，才有了昂首阔步的本钱。这与患了感冒人会无精打采是同样的道理。可是感冒来了，休息几天便会痊愈；假若一个人的身体总处于病态，就没有那么容易治愈了。我们都想要获得健康，获得健康又谈何容易，心理与生理都不能有病才称得上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很难说这二者孰轻孰重，因为它们唇亡齿寒，失去一方另一方也便无从谈起。若非得争个先后，恐怕身体健康还是首要的。人有健康的身体，心理上稍出现问题，也有能力去调节；倘若没有了良好的体魄，健康的生活态度也难有附丽。
　　我们也都知道身体健康的重要，但生活在忙碌的时代，每天总会有做不完的事情，体育锻炼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一项，并且从小到大，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来自父母、老师等方面的不正确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小学时，家长总让自己向班里考第一的同学看齐，老师也特别青睐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这种只重视学习好坏而忽视身体情况的观念并不是一两天就成形的，至少在民国时期，这种观念就已相当严重。当时很多有识之士，便看出这不是小问题，蔡元培就率先提出了“体育”的重要性，他将其与“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并列为五大教育。（而我们的国人往往最关注的则只是“实利主义”的教育，一切教育都以实际功效为终极目的）朱光潜先生也同样认识到体育的重要，他在《谈修养》中专门要谈一谈体育，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当时国人对体育运动的态度：“学校虽设有体育这门功课，大半是奉行公事，体育教员一向被轻视，学生不注意体育可不致影响升级和毕业，学校在体育设备上花的费用在整个预算上往往不及百分之一。”若不指明这段话的出处，我们还会惊呼终于有人发现了这一弊病。其实这是朱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指明了的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么多年过去，情况基本没有发生转变。
　　事实上，只要目光稍长远些的人都能意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片面强调“实用价值”的民族往往不能取得长远发展的成果。早在先秦的时候，先贤们就开始强调对“六艺”———即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的教育，这其中的射箭、驾车都是和体育有关的。这也便要求人们，不仅仅要“能文”，也要“能武”。而历史也不断证明国人强健的体魄对于家国兴旺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宋朝人和少数民族军队交战每每都是失败，撇开历史背后复杂的因素不谈，马背上的民族天生习武，而中原人民文化修养虽高，却不重视武力的修备，总在战争中吃苦头。八旗兵从白山黑水之间走出能够夺取万里江山，而两百年后却不能保金瓯一统，这也和吸了鸦片体质日虚脱不了干系。总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人有强健的体魄，国家才能充满向上的朝气，这总没有错。
　　国家未来前途是否具有希望，还是得落实到每一个国民个体身上，而青年人又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中华民族想要走得更高更远，强健青年人的体魄，无疑是有着长远意义的。“三走”口号也改变了以前呆板的政治口号式的呼吁形式，而是意识到缺乏体育锻炼的症结所在，切实从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出发，规划了一条走向健康的途径。在网络时代，青年人容易沉迷于网络，因而“走下网络”是走向健康生活的第一步。走下了网络，才能“走出宿舍”，进而“走向操场”。其实，多进行些体育锻炼，不正是如此简单吗，只要我们将耗在网络空间的精力腾出一部分来，穿上球鞋，拿起球拍，就能开启健康的生活方式。万事开头难，下定决心就开始动起来，只要坚持下去，将运动变为生活的一种习惯，使其常态化，那么健康将是我们收获的最丰硕的果实。
　　当然，实现“三走”目标，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努力提升的素质还有很多。身体是基础，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身体上的健康，而要用强壮的身体再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之所以为人还是因为其强壮的大脑带来的丰富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徒有身体而无精神理想，那么他与那健硕的雄狮猎豹有何区别呢？身、心的发展应该统一，当我们“走向操场”之后，身体上得到了锻炼，心理上、精神上的火花也应该碰撞出来。就像毛泽东在青年时所说“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精神与体魄理应并重不可偏废，只是有着先后相续的关联。就“文明其精神”而言，尽管我们每天看似在输入很多知识，但有多少能够内化为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这还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良好的身体基础后，再充实自身内在的气质修养，是自然而然的事。只不过在如今，我们还得从头一步步做起，从“野蛮体魄”开始，逐步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与生命价值取向，从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