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安徽肥西人，文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主要研究成果：专著《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在《社会科学辑刊》、《孔子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文学前沿》、《湖北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记者：晋人郭象是《庄子》最早的注者，他的注释对后世的影响甚大，他认为“万物任性适情即是逍遥自由”，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刘国民：郭象特重视万物的性分（不同的个性），认为万物任性适情即是逍遥自由。大鹏和蜩，形体虽有大小的不同，飞翔的高度也有云泥之隔，但皆任性自由逍遥，因而就自由逍遥而言，是齐同的，没有大小之分，即泯灭小大之辨。不过，我不赞同郭象的观点。如果按照郭象的观点，本性好钱财的，则追钱财是出于本性，是任性自由。本性好色的，则任性纵恣放荡，也是适性逍遥。在郭象看来，宋荣子前面的几种人沉沦于世俗的富贵利禄中也是自由逍遥的。他注释“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时，说：“亦犹鸟之自得于一方。”所谓“自得”，即得其本性，即本性得到实现。

　　记者：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是人的本性得到充分而自由实现的社会，故任性自由应是我们的终极追求，郭象所谓任性自由为什么不合理呢？
　　刘国民：是的，任性自由具有终极的意义，但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一是郭象极力主张性分（不同的个性）之内的自由，这是对个性的肯定和高扬，当然是值得赞许的，但对个性的过分强调往往忽视了人的共性（即人的普遍本质）。二是人的任性自由必须在自得之场中才能实现，为什么到共产主义才能使人性达到自由而充分的实现呢？单从物质上来说，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然也要受到普遍人性的制约。因此，在目前非自得之场中，某人的任性必然会限制、阻碍他人的自由，从而自己也受到限制而不能自由。因此，在一个非自得之场中（即异化之场）中，任性是得不到自由的。

　　记者：那您认为庄子《逍遥游》的主旨应该是什么呢？
　　刘国民：《逍遥游》的主旨是向往和追求逍遥自由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隔绝世俗、超越世俗的价值和观念，而具有辽阔时空的宇宙胸怀。世俗及其观念是小，宇宙及其观念是大，小不知大；大更具有超越性。在庄子看来，生活于世俗之有限的时空中，会受到各种限制而得不到自由，只有离开此世俗、抛弃世俗观念，从而能向无限伸展，不受限制束缚，而逍遥自由。

　　记者：文章的主旨应该贯通全文，否则难免断章取义；同时，解释者的观点必须与文本的意义视域相融合。如何证明您的观点呢？
　　刘国民：文本解释要践行循环性原则，其内容有二。一是文本内部之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即整体通过部分来理解，部分通过整体来解释。二是解释者的主观先见与文本意义视域在相互理解和影响中从冲突走向融合，这样才能保证理解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论述如下：
　　大鹏展翅九万里高空，从北海飞向南海，境界辽阔，气象宏大。辽阔的空间正是对世俗之人有限生存空间的超越。彭祖的大年使人展开了对悠长生命的向往。悠长的生命是对世俗之人短促人生的突破。因此，《逍遥游》此一部分正是表明对世俗之有限时空的突破。
　　第二部分首先叙述了三类人：其一是一官、一乡之长、一国之君，他们沉沦于世俗之中，其处世之道以世俗的价值观念为标准；其二是宋荣子这类人，对于世俗的毁誉并不在意，不因世俗的赞誉而勉励自己，也不因世俗的毁谤而阻止自己，已部分突破了世俗的观念，但他对物我、荣辱还分辨得清楚，不能达到物我、荣辱不分的境界；其三是列子这类人，他们乘风而行，是远离世俗、隐居江湖的隐士，大部分地突破了世俗的价值观念，然而未能完全离开世俗、彻底超越世俗的价值观念，“旬有五日而后反”，即是返回世俗。庄子接着推出了神人和真人。他们超越世俗的有限时间和空间，而遨游于天地宇宙之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彻底突破了世俗的价值观念，而具有无限、整体的胸怀。他们不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自我是狭隘自私的；不追求功名，因而也不受功名之世俗观念的束缚。他们真正获得了自由和逍遥。
　　第三部分主要是以寓言寄寓上面的基本观点。尧让天下于许由：尧虽是明君，在世俗之中建立了功名，他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因为许由已抛弃了世俗的功名观念，无功无名，因而更为自由逍遥。藐姑射的神人，是彻底隔绝世俗的人，他得到充分的自由，他是非常神奇的，他的力量非常巨大。
　　庄子与惠子围绕“用与无用”展开了论述。惠子认为，大瓠大而无用。庄子辨说，从世俗的眼光看，大瓠无用；但从超越世俗的眼光来看，大瓠大而有用。大瓠可以做成一叶扁舟，乘此扁舟，离开世俗的世界，在江湖中逍遥。这是对世俗观念的突破。

　　记者：请您解释一下庄子“无用为大用”的思想？
　　刘国民：无用为何有大用呢？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不合逻辑。但是，“无用”之“用”与“大用”之“用”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前“用”是从世俗的价值观念来看；后“用”是从超越世俗价值观念的超越眼光来看。惠子是世俗之人，他认为大瓠大而无用。庄子从超越观点来看，大瓠大而有用，可以做成一叶扁舟而在江湖中逍遥。这是对世俗观念的突破，即世俗中认为无用的，从超越的眼光看，反而有大用。但世俗之人不理解其大用的，因为世俗之人不知超越之人，即小不知大。
　　在惠子看来，大樗大而无用。在庄子看来，大樗具有大用。为什么呢？一是大而无用的大樗可以置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超越之人能彷徨、逍遥其下，充分地享受自由逍遥的乐趣。二是因为大樗不合世俗之用的观念，而没有遭到砍伐，从而能保全自己，不受困苦。庄子由此点醒说：“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记者：您能否深入地阐释一下庄子的感慨：“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刘国民：在世俗之人看来没有用的东西，反而能免遭他人的打击，而保全自己，获得更多的自由和逍遥。庄子在《人间世》里有更具体的阐述。《人间世》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山中之木，因自己有材而遭砍伐；膏油燃烧照明，为其有用，故被煎烧。世俗之人皆知有用的用处，而不知无用乃具有大用。《红楼梦》“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玉见说，方才与湘云私谈，她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她二人，怕生隙恼，方在中调和，不想并未调和成功，反已落了两处的贬谤。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语。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这真是意味深长的。如果一个人无用，则就不能生存。而人际关系的险恶，则又使得才能成为一种可能招致杀身的东西。存身的本领反成为害身的祸根，这是人之生存的悲剧性的体现。

　　记者：《庄子·山木》有一寓言，有用的被杀，无用的也被杀，这是否背离《逍遥游》所谓“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的主旨呢？您如何解读庄子所说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刘国民：《庄子·山木》的寓言如下：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砍伐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鹅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鹅，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如何理解这段话的内容呢？首先，在世俗世界当中，有用的被杀、无用的被杀，皆是存在的现象；但有用被杀的更多，更具有悲剧性，更难使人理解，世俗之人往往追求有用的好处，而不太了然有用的坏处。庄子以此逆向的思维，揭示出此一内容，无疑是深刻而令人警醒的。其次，有用的被杀、无用的被杀，更说明人在世俗世界生存的困境和悲剧性，从而更唤起人隔绝世俗、超越世俗的价值观念而获得世外的自由和逍遥的信念。再次，“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是相当矛盾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人类在世俗世界中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立足点而保全自己呢？我认为，在理论上有这个立足点，但在实践中没有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凡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人，即在矛盾中，都会遭受更为丰富深沉而难以自拔的痛苦。正始诗人阮籍的巨痛正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阮籍是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矛盾的一人，他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之间，“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籍在政治上是非常矛盾的。他对明帝的荒淫失政不满，更鄙视曹爽的贪权和肤浅外露，但对曹魏政权怀有一定的感情。阮籍在出处上，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一方面，他想远离仕途，遗落世事；另一方面，他又身在巍阙。他做官不像做官，隐居又非隐居。阮籍处于身心内外的矛盾之中：他的言行放荡不羁，不合儒家的名教，但其内心至仁至孝，合乎仁义。

　　记者：显然我们不能成为藐姑射的神人，那么您对《逍遥游》主旨的分析有何现实意义呢？
　　刘国民：首先，我们不要抱着这样的成见，即任何理论皆要有现实意义。理论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自有其目的性。理论的纯粹之美是现实无所企及的。其次，虽然藐姑射的真人也许根本不存在，但并不能阻挡我们对他们的热切追求和神往，这种追求表现了我们挣脱各种限制而获得自由的理想。再次，《逍遥游》所阐明的主要是神人、真人的人生境界，这种人生境界即是“坐忘”、“心斋”的境界。我们每个人皆可以通过工夫的修养不断接近这个超越的虚、静、明的境界。

　　记者：世俗之人如何通过工夫的修养达到“心斋”的境界呢？
　　刘国民：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叔本华说：“欲望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他最喜欢引的两句诗是：“人所犯最大的罪，就是他出生在世。”这是对生命的弃绝，因为欲望伴随着生命而来。老子也说：“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当然，在性分之内的欲望，我们可以加以承认。要消解性分之外的贪欲。没有了欲望，即没有向外的贪求，也就没有因贪求而受到外在的限制，也就没有因外在限制而追求不得所产生的悲愤。
　　消解分析性的、评价性的知识活动。分析性的知识活动，是对事物本质的探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然遭受各种限制。《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随着知识的丰富，人的欲望往往是更多更大，且在知识的驱使下，为实现欲望更是投机取巧。
　　处于天地、万物和自身的不断流转变化之中，首先，对于天地万物的变化，人要采取观化的态度。所谓观化，即人以虚静广阔之心容纳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承认它们各自的本性以及存在的价值，承认并顺应它们的变化，且不以万物的变化或悲或喜，“喜怒哀乐不入于胸”。其次是对自己的变化，采取物化的态度。所谓物化，即是自己化成了什么，便安于是什么，而不固执某一生活环境或某一目的，乃至现有的生命。穷达的人生变化很难使人释怀。从穷至达，使人大喜过望，乐极生悲。例如范进中举而狂喜成疯。从达至穷，更使人生不如死。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公卿的愿望一旦成空，悲苦涕泣，痛不欲生。最后只能借助老庄的思想来消解穷达变化的天上人间之隔。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观照人生的失意和得意，则一时的失意和得意皆没有长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