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内心世界漫画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谈谈我的抑郁症朱熠患病3年多，身体状态一般，头昏嗜睡的症状一直存在，精神也不算太好。
这位 《香港电影》、《环球首映》杂志执行主编，因为持续的工作压力，在2011年3月逐渐感到身体上的不适。“后脑勺就如同终日压着一块大石头，昏昏沉沉瞌睡不止。相伴随的是理解力、记忆力和注意力开始明显地下滑。”朱熠在《说说我的抑郁症》一文中写道。
头昏、乏力、失眠、恶心、消沉，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起初，朱熠并没有将这些生理症状视为心理疾病的病症，“普通人都会认为心理疾病呈现出来的只可能是心理症状，有生理症状很难想到是由心理疾病引起的。”
由于头痛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朱熠去看了神经内科，也吃了调节神经的药物，但情况并未好转。2013年，他还尝试去看中医，以调节脾和肝功能等。
尽管如此，朱熠睡眠质量却越来越差，身体机能也下降迅速。他每天不得不与压抑自己的那块大石头抗争。嗜睡明显、社交困难，朱熠陷于“抑郁木僵”状态。
抑郁木僵，指的是抑郁者因情绪低落而自感肢体笨重、无力抬举，但肌张力正常，继而出现不言、不食等症状，缺乏要求和主动行动，对外界刺激难有反应。无可奈何之下，朱熠尝试饮食、运动、旅游疗法，但都无济于事。
2013年9月，在他人的建议下，朱熠去了医院精神科诊断。经过半小时的谈话，他的最终诊断结果是轻型忧郁症。
精神科抑郁症治疗方式包括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朱熠选择了后者。“医生让我在按时吃药的同时，注意自己心理的调节，并且也要适当运动。”
接受了药物治疗后的朱熠，身体上的抑郁反应得到改善。但服药也使他产生了药物依赖。一旦停药，身体异常症状就会反复。在此期间，他也尝试过组合药物，最后都没有效果。
直到现在，朱熠也每两个星期去趟医院，并且坚持服用抗抑郁药物，同时保持一定的社交和晚上11点睡觉的习惯。除此之外，他还坚持睡前半小时在小区旁的小河边或者公园里跑步，“不过跑步对缓解我的抑郁症没有效果，但对身体总归是好的。”
作为杂志主编，朱熠觉得写作从抑郁症治疗理论的角度来说，对调整心理是有帮助的。“这是认知疗法的重要手段，能够帮助自己理清思绪。”
2014年8月，朱熠在豆瓣上发表了 《说说我的抑郁症》，这篇文章耗费了他一上午。“本来前晚就能写完的，但精神状态不好、嗜睡太厉害，没能当天完成。”《说》一文发表后，朱熠收到了许多的私信、留言等，其中包括荐读书目和电影。“刚看完《旷野无人》，庆幸自己的症状不算严重。”
对朱熠而言，抑郁症的对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
朱熠很幸运自己有一个树洞，可以在他无力对抗情绪障碍的时候有一个可以排解的出口。这个树洞就是他的朋友，他们能让他毫无保留地倾诉自己，不至于有太过烦扰的情绪压抑在身体里。刻在骨子里的病耻感作家韩松落在每天8-9小时高强度的工作中，也坚持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健身房锻炼。“我请了健身教练，目的不在于把自己练成肌肉块，主要还是为了身体健康。”身边有抑郁倾向的同仁很多，但韩松落还是保持积极的心态。他不喝冰水，每天早睡早起，在出现心理消沉苗头的时候就会立刻调整，而且也时刻自省。
名人和成功人士似乎特别容易受抑郁之苦。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许多内外不一“两面人”。
张国荣、崔永元、金凯利、憨豆先生……这些外表光鲜亮丽的公众人物，其实都是忧郁症患者，而且往往积累的时间一长，就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段情绪崩溃。
在《那些看起来在笑的人》文章中，韩松落把这种对病理的隐藏的根源归为文化中 “对内向性格的势利”。
“那些看起来在笑的人，那些过着浮华生活的人，那些以凶狠自嘲作为幽默材料的人，可能是抑郁症患者中最麻烦的，他们有着一个洞悉自己、洞悉世界者的审慎和机警，反侦察能力异常强大，有意地针对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一一反着来，看上去，快乐指数甚至远远高于常人。”
韩松落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存在积极入仕的观念，这种观念让人很容易在乎别人的看法，使得一部分人在明知道自己有问题的同时，也会刻意掩饰，甚至是强行对外改变自己的性格。“他们不希望被社会边缘化。”
这些把患病当做见不得人的事、害怕被贴上“精神病”标签的患者，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拥有“病耻感”的人。
国际香薰治疗师联盟会员，美国专业心理教练，国家心理咨询师Annaliza
朱熠说，他在对待病理上的一个优点是毫不避讳自己的疾病。“我给谁都说。”他认为控制情绪的一个主要条件是正视自己的疾病，坦然接受。
相较于得抑郁症的庞大的人口数量，朱熠觉得目前更严重的事实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抑郁症，或者不敢承认自己有抑郁症。不仅如此，还有许多人对抑郁症这样的心理疾病存在偏见。
在与有抑郁倾向的朋友的交往里，韩松落并没有刻意地表示关切，他会尝试诱导对方敞开心扉，关注对方所需，多聊天、多陪伴，“让他们知道，我能够理解他们。”
抑郁症通常不是以某一个具体状态单独出现，很多患者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心理疾病，这称之为伴生病症，药物滥用就是其中之一。
抑郁症和药物滥用通常都是紧密相关的。美国职业心理学委员会教授李·H·科尔曼在《DEPRESSION》中说，为了配合抑郁症所引起的绝望感或罪恶感，患者一般会选择用着其他药物来麻痹自己，越麻痹越绝望，造成恶性循环。
“把服药得来的幸福感当成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徒劳无功地吞下大把药片。”安德鲁·所罗门在《正午的恶魔》中，形象地描绘了药物滥用引发的情绪假象。
对此，Annaliza建议：抑郁症患者必须按照精神科医生的处方正确用药，按剂量服用是不会存在滥药的情况。但是服用抗抑郁药也常会出现副作用，患者必须要遵循医嘱、正确服用。
血清素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与睡眠、焦虑和自杀都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约有3.5亿人受到忧郁症影响，而女性得抑郁症的几率约为男性的两倍。
一般情况下，男性合成血清素的速度比女性快百分之五十，这就使得男性的复原力远高于女性。
现代精神药理学之父克雷培林提出，老年群体的抑郁有一种复杂的症状，一个八十岁的人的血清素含量，是他六十岁的一半。
同一种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在中年成人身上，三周即可发挥作用，而老年人则需要十二周以上才会有效果。
安德鲁·所罗门从美国一项抑郁症调查中得到数据：有抑郁症的儿童，在青少年时百分之四会选择自杀，而自杀的高峰期在青春期，至少百分之五的青少年遭受临床忧郁症的困扰。
对此，Annaliza认为，青少年从小接受的价值观与教育没有培养其抗压能力、父母把自己无法成就的压力加诸下一代的行为，更是出现年轻化忧郁症的重要原因。
她谈到，最近香港就有些家长无法面对香港社会与经济环境转型而产生焦虑与恐惧，从而过度重视孩子成绩、怕孩子输在起跑线而催促孩子承受过度学习压力的情况，这使得早在学童阶段的孩子出现忧郁倾向。
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的抑郁症患者，Annaliza表示，年纪较小、教育程度、认知程度比较低的人群，主要以行为改造进行治疗；年纪阅历较多、教育程度、认知程度比较高的人群，会使用认知行为疗法。
在2011年中国“首届抗抑郁药物论坛”上，呈现了一组关于中国抑郁症情况的数据：全国目前地市级医院以上非专科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抑郁症误诊率竟高达50%。
目前中国抑郁症发病率在5%，有62.9%的抑郁症患者从未就以，只有10%的患者接受过正规的药物治疗。
同样，根据财新网的调查，中国有病例记录的抑郁症患者超过3000万人，在中国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人群中，50%-70%是抑郁症患者。而中国的精神病医生目前仅有2万人，缺口40万。
但就Annaliza对中国抑郁症调查报告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忧郁症病患者人数及并发率难以准确统计，因为国内并没有进行过此类的专项调查。网络上甚至媒体上流传的关于忧郁症病患者超过3千万之说，纯粹推论。
据全球第一份“全球性忧郁症调查报告”--2011年BioMed
媒体报导社会问题，父母养育孩子灌输的价值观与认知，产生更多学习而来的无助感、生命他控论，也是数量增加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