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电视台选秀比赛，参加比赛的是来自中甸各地的选手。唱歌之前，需要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谁谁谁，来自哪里。他们唱汪峰的歌、惠妮休斯顿的歌，唱《我是一只小小鸟》，唱张惠妹的《火》。
　　舞台上的女孩来自西南某个省，她唱萧敬腾的《王妃》，爆发力十足，可以用尖锐凌冽这个词语形容她的表演，也可以换一个词，震撼。她是个90后，“范儿”味十足；所有选手的表演都极尽震撼，模仿得尽善尽美———当然，不止只对原唱的模仿，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很多的影子，以至于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那些个性、独特、挣扎以外，还有一股千篇一律的沧桑味道。四位评委老师，一位对她竖大拇指，一位对她摆出了摇滚的造型，一位目瞪口呆，一位鼓掌。她晋级了。
　　她说，她来到这个舞台，是因为爱唱歌，因为梦想。
　　最后的总决赛她被淘汰了。舞台上最后剩下四位选手。其中一名是她的老乡。最后，她的老乡获得了冠军。那名台湾选手获得了季军，香港选手是第四名———并不是香港选手不够优秀，只是相对而言，他不够优秀。后来，那个女孩觉得，她唱得最好的一次就是那次初赛，“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支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她告诉自己，无需想太多，就当一次尝试，即使失败，当成这个暑假一场放肆的梦就好了。后来，她晋级了，她觉得自己当初的梦想太卑微了。那么的卑微，她害怕自己再也超越不了。
　　小朋友最讨厌的事情是背诗歌。但更讨厌的是，他偏偏就是记得住。今天下午幼儿园举办诗歌背诵比赛，他们先背《弟子规》，再背《三字经》，进入决赛的比赛背诗歌。那是在他两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背出了一首诗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家人又惊又喜———不可否认，那时候，他还是有点得意。妈妈开始严肃紧张地教他背诗。在他的长辈面前，妈妈说：“宝贝，背个《朝发白帝城》。”他背了《朝发白帝城》，长辈们说，你真棒。妈妈又说，背个《长歌行》，他背了《长歌行》，长辈们还是说，你真棒。可是渐渐的，他讨厌起来这个游戏了。不好玩，总是让他紧张，当所有目光投注到他身上的时候，犹如夜晚无数的影影幢幢，那么可怖，他只想躲。
　　他和一名小女生进入了决赛。那个女生看起来很轻松，女孩的妈妈看起来也很轻松。只有妈妈很紧张———他突然觉得很丢脸。轮流背了几首诗后，这道题考的是《枫桥夜泊》。妈妈听到题目后终于如临大赦，因为前几天才教过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他胜利了。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失意，他也不懂什么是人生愁苦。下午的太阳很大，妈妈笑得面目可憎。
　　唐皇武宗是《枫桥夜泊》的狂热分子。据说在他撒手西归的一个月前，还命令长安最好的石匠为他刻制了一块《枫桥夜泊》的石碑，他说等他死了，他要把这块石碑一起带走，并且放出狠话，《枫桥夜泊》的诗碑只能由他独享，后世敢擅刻诗碑者，会遭到天谴，不得好死。一个荣华富贵的国君，爱失意的《枫桥夜泊》，爱得狂妄，爱得霸道。令我们疑惑不解：他究竟爱的是里面的什么？
　　第一次接触昆曲《牡丹亭》的时候，是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那个因爱而死，又因爱而复生的女子杜丽娘，美得决绝狠厉，洒脱得精彩绝伦。青春版《牡丹亭》的宣传片拍得惊艳，让我瞬间深信不疑，真的有一块被我们忘记了的传统文化，纯得像白月光，艳得像朱砂痣。然而，吴侬软语的咿咿呀呀，终究没有川剧喷火的视觉刺激，也没有李伯清的散打句句戳中笑点。这样的美，只需要在一瞬间把胸腔融化就够了。这叫做审美乌托邦。对唐皇武宗也是如此，有些东西不必懂得太透，只要美就够了，美得纯白无暇，美得遥不可及，美得无理取闹。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在台湾。不可厚非，台湾没经历“文革”，大陆“沦陷”的时候，他们带去了一大批文化人士和文化古迹。同样，他们也兢兢业业地捍卫他们的“深厚”、“底蕴”，或者说，努力做到大陆人以为的、希望的那个文明中华的样子。但是有很多东西他们却做不到，比如写作，他们只适合坐在午后的咖啡厅，透过玻璃看天上的云，写写小清新的东西；像莫言笔下的那种黑色、广漠、肠肚横流的玩意儿，他们做不到。
　　一位文化散文作家狄马，陕西人，有人评价他的散文像秦腔有腔调，几乎篇篇提到人权、人性、吃喝拉撒和性，和余秋雨一派的慎重紧张完全不同，他自由、市侩、流氓；但让我记住他的不是他的刁民脾性，而就是他的“腔调”二字。唱歌有唱歌的腔调，如欧美腔调，岛国腔调；诗歌有诗歌的腔调，如低沉悲切，如大气磅礴；戏曲也有戏曲的腔调，昆曲的哀婉缠绵，秦腔的铿锵刚毅，如小清新，如重口味。
　　而现在我们无法做出明晰的鉴定：“腔调”，究竟能意旨什么。风格？特色？或者，形式？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尾生抱柱而死”这个故事。《庄子·盗跖》中说：“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尾生的诚实守信是出了名的，后世说，“信则尾生”，将他作为诚实守信的标杆。据传，尾生和孔子是同乡，孔子觉得他很虚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些夸张做作，但是他不以为意，依旧坚持他的诚实守信。但是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命丧于此；同时，也伤害到了一个女子。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青年男女相会，地点在桥梁下，这样的约会算不上光明正大，也就是幽会，在那个时代也就是一些偷偷摸摸、安通款曲的事情。结果到了幽会那天，女子没有来，尾生不忍离去，涨潮了，他被淹死了。他的初衷并不正当，却因为不忍离去被潮水淹死而得了一个“信则尾生”的好名声。这和一个强奸犯因为长得太帅而判处无罪，还被人称赞他的强悍威猛无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三观不正。极致的美德，总是凌驾在另一方的伤害上的；尾生的过分有信，造成了这位女子的极度失信———万一这位女子不来，是因为被父母发现了他俩的秘密而被锁进了小黑屋呢？况且叫他的死这么一闹腾，尾生出名了，附带她也出名了，姑娘的声誉也不清不白了，她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古人追求君子的德行，唾弃小人的行为，君子什么什么，小人又什么什么，君子的高大上建立在小人的卑劣之上，君子的仁慈宽容呢，君子的温文尔雅呢？———佛祖永远是仁慈的，但佛祖也永远高人一等。这种腔调，或者说这种拿腔拿调，它的形式比内容永远快人一步，引导着情节的走势，也禁锢了它的结果。
　　鲁迅有部杂文集叫《南腔北调集》。有人攻击鲁迅说，鲁迅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鲁迅说：“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腔调，是犀利冷静的腔调，不君子，也不小人。他是投枪与匕首的勇士，他也是很多人的偶像。鲁迅在他的笔下，创造了一个令国民为之震撼的词语，叫“国民劣根性”，直到现在，我们也在谈我们的“劣根性”，更有一批向鲁迅看齐的文化人士以揭露我们的“劣根性”为己任。“国民劣根性”一词概念模糊，概括性强，措辞犀利直逼心脏，我们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去反驳这个词语冠以的现象。但是，我想，在谈“国民劣根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斟酌一下：第一，有没有诬蔑我们的老祖宗；第二，有没有诽谤绝大多数的人。到巴黎旅游的部分游客（主要是日本人）会患上一种心理疾病，被学者归纳为“巴黎综合症”，原因是他们普遍向往巴黎，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巴黎是一个如理想国一样的存在：浪漫、干净、友好。但是当他们来到巴黎，看到的这个城市与心目中的形象反差太大，环境太脏、对生活不满怨声载道，从而由心理导致生理的不适，例如恶心、失眠、抽搐等一种综合性的心理疾病。这种疾病的源头就是一种盲目从众、盲目崇拜的心理。经常听到有人大肆谈论，盲从是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如果这种全世界的人民都有的心理趋势是中国人独有的罪恶德行，毫无疑问，这是欲加之罪。“文革”期间，邓小平形容提高“赤脚医生”业务素质，用“赤脚”、“草鞋”、“布鞋”、“皮鞋”来做了个比喻，于是就遭来了非议，说他看不起赤脚的无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则现在的新闻报道是“文革”老知青来回忆他们上山下乡的生活，还跳了文革时期的“忠”字舞。有人就说，“文革”是我们的灾难，是要被否定的东西，它无需回忆，更不应该回忆。“文革”是错误的，但是，那一代人的青春也是错误的吗？必须被埋没，被否决吗？这其实是以更加高大宏伟的口号，去麻痹了事物本身的真相。不管是南腔调还是北腔调，实际上，是种仗势凌物的姿态。
　　有人曾说，如果照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谈论“国民劣根性”，有一天，我们将不爱我们的民族———这种观点有些夸张。但是，“国民劣根性”确实像一支皮鞭抽打着我们民族的良心，让我们自责、警醒，但是，它不应该给我们带来罪恶感，更不应该把这种罪恶感强加在我们下一代身上。“国民劣根性”一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勉励自己，但是反复抽打在我们结痂的心灵之上，这不是提醒，这是精神迫害，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被冠以“国民劣根性”加以否定，那么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何存？
　　19世纪80年代，苏晓康在《河觞》中向孕育出华夏文明的黄河发出了“天问”，说：“它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它需要一场时代的洪峰冲刷，这场洪峰就是工业文明，并且，黄河势必要汇入“蓝色的海洋”。“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然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蓝色文明必将战胜黄色文明”这一观点突然被人们默许了，而这一年代出生的孩子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我，比起曹雪芹更先了解列夫·托尔斯泰，比起金庸古典醇厚的语言更喜欢古龙深受后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人类总是被按照时代的要求塑造起来的，利弊共存，这和国民的劣根性无关，这是时代发展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天性使然，这需要我们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满腹哀怨地消极对抗。
　　让我们重回中唐时代的那个月亮消失了的晚上，浓厚的夜幕质地紧致如同一块切割方正的果冻，紧紧地锁住了哀鸣的盲鸦和坚硬的寒霜，江面映照着渔船上的火光，随着水流东逝而去；起风了，两岸枫叶干燥作响，奔腾而来。一夜辗转无眠，诗人张继两眼挂着两个厚重的黑眼圈，躺在深不见底的被窝里，听着耳涡两侧的血液突突的跳动，万般思绪在心中纠缠翻滚。接着，从远方传来了洪钟迟钝的响声。缓慢，却从容不迫，如同那个时代的节奏，敦厚可爱，却不可忤逆———很纯真，也很锋利。
　　———现在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梦回唐朝”，然而，回到唐朝终究是一个梦想，不可能穿越，也不能复制一个盛唐气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腔调，而当下的给予，远远胜过无数美丽的期许。
　　唐武宗没有遭遇失意失志，也不懂羁旅愁苦，但是他也有身为国君的孤独落寞，只是他独霸着《枫桥夜泊》诗碑的做法过于蛮横无理，他的月亮落在了长安的宫墙廊檐上，仅此而已。台湾为它的文化深厚和言论自由感到自豪，但是如果言论自由指的是将政治放于大庭广众之下，甚至是娱乐节目上，一群言语犀利表情夸张的主持人通过抱怨、叫骂以达到宣泄的目的———那么也不过如此。日子还在继续，台湾人抱怨经济不景气，抱怨失业率只升不降，抱怨物价太高，他们也要骂人，也会犯罪……为别人的乌托邦活着的日子很辛苦，而这样的日子也并不是最好的“中华文明”的生活，而它，也只是一种美好的可能性。长安的月亮就是长安的月亮，它不是姑苏城外的月亮，现在的月亮，也不是唐朝的月亮，有句话叫做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前提是，没有生活在外国的那片土地上；我们能够仰望的只是眼前的月亮。明月皎皎，映照的不是故事，而是每个将成为故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