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正
　　
　　孙犁从1937年踏上革命文学之路到2002年去世，从青年到老年，他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在65年的文字生涯中，他从开始的激情飞扬，到最后的绝望幻灭，书写了一部文学巨星由升起到陨落的痛史。
　　
　　孙犁为何封笔
　　孙犁最后的20年，特别是宣示封笔的《曲终集》出版前后的一段时期，他的思想矛盾、情感动荡尤为剧烈，是观照孙犁灵魂的一个重要窗口。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孙犁觉得遇到了一个多年盼望的“政治清明”的时代，所以兴奋异常。他表示要像即僵之蚕，“犹摇头奋起以吐余丝”，要像将陨之星，“摇曳其余光，以眩众目”。从此，孙犁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上世纪80年代孙犁工作量之大、作品产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几年，尽管孙犁患有多种疾病，但他的心态是积极向上的。他不仅自己“没有看破红尘”，而且劝告想“出世”而入“佛门”的人，“不要有任何消极的想法”。他还同一些青年作家谈理想，并告诫青年作家，不要沉没于虚无主义的深渊。“虚无主义不能成全作家”。
　　然而，80年代中期，情况却起了变化。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改革的阵痛。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孙犁对社会上和文艺界涌现出的许多新鲜事物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对社会上泛起的许多丑恶现象，更是十分憎恶。他认为“社会日恶，人心日险”“世风日下，文化随之”。于是，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孙犁“像遇到一个坎一样”，不想读书，也不想写作了，他甚至预料“文字生涯至此，恐将结束”。
　　乱象丛生的1989年，似乎又是一个“坎”。他自感“时有消沉气象”。他说：“叹人、事之无常，真有些看破红尘了。”
　　1989年之后，孙犁更为忧郁消沉。他为自己的处境异常苦恼：“然自停止写作以来，无所事事，精神既无寄托，空虚苦闷，时时袭来，绕室彷徨，终非善策”。他在春节的鞭炮声中也认为“确实应该振作一下了”，但实际上却是“欢情已尽，生意全消”。
　　1995年，是孙犁的一个大“坎”。这一年《曲终集》出版，孙犁宣布封笔。封笔后，他不仅不读书，不看报，不写作，不接待来访，不回复来信（包括朋友的来信），后来甚至发展到“不理发、不刮胡子，不换衣服，不让人到他屋里去”，常常面对天花板枯坐。在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中，孙犁都不曾为权势所屈服，今天，他竟切断了同现实的一切联系，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走向了彻底的孤独。我们似乎听到了孙犁在绝望地哭泣：“故园消失，朋友凋零。还乡无日，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艰，痛遭逢之匪易。隐身人海，徘徊方丈。凭窗远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谁可告语。”他陷入了“大痛苦、大寂寞、大无聊”之中而不能解脱。谁也没有想到，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后竟是这样一个凄凉的结局！
　　不难看出，幻灭感是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孙犁的一个基本精神状态，这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孙犁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他在《题文集珍藏本》中说，自己的作品“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并承认自己有一种“幻灭感”。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避这一事实。
　　
　　“哀莫大于心死”
　　孙犁对自己的精神危机是有察觉的。他在1991年3月以第一人称拟写的小说《心脏病》中自述道：“痛莫大于心疾，哀莫大于心死。这是无可奈何的”。那么，孙犁的“心疾”（幻灭感）有何病征，他的“心死”又由何而来呢？
　　首先，是由对社会现状不满而产生的理想幻灭感。
　　孙犁是一位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并深受党的教育和中外文化濡染的作家，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而现在他疑惑了：“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
　　孙犁的理想幻灭感是由于价值观上出了偏差，根子在如何看待改革上。孙犁把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都归罪于改革，认为所有问题都是由改革“引发产生”的。他说：“当前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引发产生的个人第一，急功好利的意识，以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由此，他对社会现象、新潮文学不加分析，采取“一路闷棍横扫下去”的态度，表现出思想上的某种保守性。孙犁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某些观念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改变，因而使他与现时代格格不入。
　　其次，由于文学梦的破碎而产生的事业幻灭感。
　　孙犁一直把文学艺术当作真善美的神圣事业而痴痴追求。70年代末及80年代，文学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在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开拓、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就，而孙犁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却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整个文坛“日益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他对这个文坛大失所望。
　　另外，曾与孙犁联系密切的中青年作者，因“提了一些不同看法”“以后的关系就冷下来了”；“弟子们”离他而去，使他感到失望与寂寥。而1992年至1994年同一位作家的那场论战，给孙犁的精神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孙犁在一篇文章中无意间不点名地引用了一位知名作家的语言不通的例子，竟遭到这位作家接二连三的反击。孙犁忍无可忍，遂在“激怒”之下，接连写了8篇文章进行批驳。“气是消了”，但伤痕却深深地留在了老人的心上。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文学的失落感、挫败感、绝望感。他决心要远离这个肮脏的文坛。他“不愿再沾这个边”，不再“搀合”，甚至希望早死。
　　再次，由乡情、亲情、友情、爱情的“残破”而产生的情感幻灭感。
　　孙犁是个真诚的人，而真诚的人是很看重感情的。孙犁一生有丰富的感情经历，同样也有许多的感情伤痛。他说：“我的一生，残破印象太多了，残破意识太浓了。大的如‘九一八’以后的国土山河的残破，战争年代的城市村庄的残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残破，道德残破。个人的故园残破，亲情残破，爱情残破……”
　　孙犁对故乡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情。故乡有他人生最早的记忆，有他童年的伙伴，有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所以一直热爱她、眷恋她、怀念她，“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然而现在，故园消失，“老家已经是空白，不再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他的伤感是可想而知的。
　　孙犁非常怀念同战斗、共患难的战友。“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今天，这些兄弟般的战友都一个一个远去了；而现在，孙犁感到在战争年代那种“一心一德”“相见以诚”的人与人的关系，那种“自始至终能相信不疑，白发之时，能记忆不忘”的友谊，再也见不到了。他的心冷了。
　　孙犁倾心于革命工作，痴心于文学事业，相对来讲，对家庭、亲人多有照顾不周之处，所以对家人的愧疚成为孙犁的心灵之痛。“他对自己壮年远行，背景离乡，抛舍老父老母，青春发妻，幼小儿女，一生之中，对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忏悔、痛苦”。尤其是父亲为全家操劳而早逝，老母去世儿子未归，在感情问题上对妻子有愧而葬妻又未送，令他遗恨终生。
　　而“爱情残破”更是孙犁情感上的不能承受之重。包办婚姻，缺乏爱情，虽家有贤妻，仍难免感情动荡。平民学校的师生之恋，延安窑洞里的琴弦之情，青岛疗养院中与一位女护理员的“感情上的纠缠”，都成为一个个无缘之爱而留下痛苦的回忆。而1972年至1975年与张女士的短暂的婚姻则给孙犁的感情致命一击。对于这位“仙人”兼“侠女”，孙犁开始是“如痴如盲，孽海翻腾”，后来，二人因生活习惯迥异、性格不合以及政治形势突变，张“渺如黄鹤”，远走高飞，择枝而栖。孙犁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办得最愚蠢、最失败、也使他最痛悔的一件事。此后，孙犁斩断一切情思和对异性的欲望，只想“孤独地生活下去”。他的感情世界完全封闭起来了。
　　最后，是由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信心而产生的生命幻灭感。
　　1956年3月，正在创作《铁木前传》的孙犁突发眩晕。1956年秋，病情加重，“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抑郁症（当时称为“神经衰弱”）。1956年留下的病根，80年代中期以后又复发。医学专家指出：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病，患者心情低沉、郁闷，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悲观、消极，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毫无信心，无助，无望，有活不下去甚至想死的意念。
　　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以后，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疾病以及抑郁症等多种疾病缠身，使孙犁确实处于身心交瘁的状态，他对自己的身体已完全失去了信心。孙犁的精神崩溃与身体崩溃互相作用，加速了他走向生命的终点。
　　
　　孙犁独特的生命终结方式
　　孙犁的理想幻灭感、事业幻灭感、情感幻灭感、生命幻灭感构成了他的整体的人生幻灭感。这不同于他先前曾出现过的在一定时段之内的或在局部问题上的情绪的消沉，而是一种对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根本性的怀疑。
　　幻灭感是一种消极的精神状态，是生命断裂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孙犁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选择了一种抛弃一切，在沉默与平静中了断生命的终结方式。
　　孙犁在1995年宣布封笔以后的几年，完全有时间和精力再做一些什么。即使在1998年10月住院以后的几年里，他的头脑也是清醒的或基本上是清醒的。也就是说，孙犁有可能为社会和文学事业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他却决绝地、完全、彻底地放弃了。
　　我们也想到巴金。他晚年患帕金森氏病等多种疾病，还因跌跤多次骨折住院治疗。他不仅行动不便，而且双手抖动，但他仍坚持每天写几百字，甚至几十字，终于完成了反思历史、反思自我的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和《再思录》。他坚守和践行着他的承诺：“人活着，总得为祖国、为人民做点事情。”他“为别人活着”，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问题就出在人生理念上。孙犁早年投身抗日，参加革命，后来坚持“为人生”写作，为民族、为革命、为人生，这是他人生理念的主流。然而，“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人生哲学又对他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他面对着在转型期中社会上所出现的种种乱象与丑恶，无力对抗更无意同流合污，于是就采取了一种退缩，逃避、隐遁的保护自我的生存方式与珍爱自我的终结方式。
　　除人生理念上的缺失之外，孙犁思维方式上的局限与性格上的缺陷，也影响了他的最终选择。他的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他的文化上的排他性以及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都使他陷入“过偏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的片面性与绝对化，从而使他对政治形势、社会发展、文坛现状失去了客观、全面的理性的分析与判断，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他的孤僻求静，不善交往，“岩(孤处”“寡偶少徒”的性格，则阻隔了他的视野，禁锢了他的胸襟，导致他在“万民欢腾”之时而“有所戚戚”。
　　孙犁的生命终结方式是一种绝望的表达。孙犁曾以赤子的情怀向往过、追求过、奋斗过。在白洋淀边，在太行山麓，在延安窑洞，在五星红旗下，都有他的足迹与身影。而现在他认为文学没有希望了，中国没有希望了。他对于生存其间的这个世界，不再关注，不再参与，不再期待，不再留恋，甚至感到厌恶和厌倦，生不如死。
　　孙犁的生命终结方式又是他的自我囚禁与精神自裁。孙犁曾热烈地燃烧过。他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创造了水生、芒种、春儿、小满儿等不朽的形象，贡献过有关文论、人论、书论等皇皇巨著；而如今，他竟决绝地掷笔而去。他选择这种方式是一种自爱与自救，想走得干净一些、平静一些，这不能算错。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轻忽了作家的使命与责任，也有负于热爱他的读者对他的更高的期待。
　　孙犁带着忧伤、带着激愤、带着许多“残破”的梦，告别了他为之奔走，为之战斗、为之流血流汗、为之讴歌的祖国大地。晚年，他有太多的不满与焦虑、失望与无奈、痛苦与挣扎。外在与内在的重重矛盾在他身上聚合，又无人可助，无人可告，这种撕心裂肺的隐痛最后郁结为自我心灵的悲泣。孙犁曾深刻地指出：“不幸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极甚至虚无。”“不幸的是”，他预见了20年后的自己。检视孙犁所走过的生活和文学之路，他的人生理念、思维方式以及性格，注定了他的悲剧的宿命。
　　
　　编者按：本文原载《随笔》2013年第2期，限于版面，此次刊出作者有删改。关于孙犁的晚年，本文作者曾发表过《观夕阳——晚年孙犁述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8期转载）、《巴金、孙犁晚年心态》（2004年5月26日《中华读书报》，《巴金研究》2006年第1期转载）、《从激情到幻灭——孙犁心路探析》（《南开学报》2014年第4期）、《晚年孙犁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文学》2013年第7期）等文，读者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