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担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一天党委副书记李晓同志找我谈话，说因工作需要，党委决定让我接替王正文同志担任船工周报总编辑。此后直到1995年我回宣传部主持工作，一共在周报工作了大约6个年头。这6年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由于我对办报纸一无所知，于是我去拜访周报的创始人李航同志，向他请教办报事宜。他是哈军工时期的校报编辑，业务能力和事业心都很强，在他的主持下，我校的校报起点很高，一出刊就是周报（当时绝大多数校报都是旬刊或半月刊），一亮相就处于省内高校的领先地位，在国内高校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与他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
　　一、编辑往事我一上任首先是学习编辑业务，当时编辑部人员非常紧张，很长时间里只有五六个人，我担任1版编辑，傅国志负责2版，3版杨秀云、4版逄秀莉，美术编辑兼摄影记者刘燕（后来是桑洁）。在工作层面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报纸定位。那时还没有电脑、网络，校内也没有电视台，周报作为校党委机关报是学校唯一的正式宣传舆论阵地，在学校内影响力和关注程度都很高。我的思想是报纸应该面向基层，弘扬主旋律、为中心工作服务；同时我们作为新闻单位，必须向读者负责，尊重新闻规律，不能高高在上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于是我从1版入手，提出“大小多少”的编辑思想，就是标题字号要大，正文字号要小；发稿篇数要多，单稿字数要少。我也强调版式的美观，版面和文风的生动活泼，并让责任编辑署上名字。
　　为了配合中心工作和重要工作，我们进行了许多尝试，如在全校备战四级过程中，我们进行了系列报道，1992年全校的四级英语一次通过率达到96.84%这个今天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编辑部也被评为推进英语学习的先进单位，受到了杨曜根副校长的称赞；后勤系统推进校园基本建设搞“5205工程”，我们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王志田副校长给予高度评价，学校年度工作整体上台阶的报道受到了吴德铭校长的表扬。特别是1995年在学校争取“211工程”部门预审期间，我们大约发了一百多篇稿。我还主导设立了“无名者之歌”专栏，连续报道那些长期工作在基层、默默无闻的同志，也受到普遍好评。对于一些重点工作和上级评估工作，我们出版了专刊、专版以配合，还相继刊发年终专稿、年度十大新闻，让学生采写的长篇通讯上了头版头条，重要的新闻人物用漫画的形式出现等等，都是过去没有过的。
　　二、周报更名1982年3月5日，周报创刊时叫《船工周报》，因为当时学校名字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经常被人简称为“哈船工”，叫“船工周报”顺理成章。后来我听到老同志都习惯地把周报称为“工学报”，一了解才知道哈军工的校报就叫“工学报”，当然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报头。经过进一步的了解，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校报并没有沿用“工学”的名字，这让我喜出望外。我们得叫“工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于是我立即着手策划改名事宜。我们的校报是经过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的出版物，名字变更并不容易，没有正当理由是不行的。说来也巧，我们很快就遇到了天赐良机。当时学校要改名，即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改为现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这样一来，再叫“船工周报”显然不合适了，理由成立，问题是改成什么。时任党委书记陈大炎同志对“工学”持支持态度，但是提出要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我心里没底，就追问他个人的意见，可是陈书记的原则性很强，只是说：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这让我很担心。常委会上我汇报了大约20分钟，“工学”得到了全体常委的认可，很顺利。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党委常委都是老军工的人，不是干部教师就是毕业生，怎么会不支持“工学”呢！
　　正式更名的时间是1994年5月18日，这天学校召开大会起用了新校名，我们也改称“工学周报”。在此之前《船工周报》已经出版了481期。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改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直到那时，我们编辑部的多数同志都没有真正见过当年哈军工的工学报是什么样子。后来文献、资料逐渐多了起来。傅国志同志主持周报工作时挖掘出了非常详实的当年工学报的资料，并且把我们报纸的出版期数与当年的工学报并轨（连续计算），这才有了现在的2000期。
　　三、告别铅字我在周报工作之初，报纸的印刷仍停留在“铅印”时代。当时的整个流程是：作者投稿（用原稿纸手写）——编辑修改（改动大则需要重新誊写一遍）——设计版式——总编审稿——下稿到印刷厂，为了不给拣字工人找麻烦，稿纸上的字要一笔一画地规范书写，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然后要经过三遍校对（编辑和印刷厂之间三次往返），将报纸清样送领导审查，通过后定稿印刷。在印刷厂里工序也相当烦琐：稿件先下到拣字车间，工人拿着稿纸，按规定的字体字号一字不落地把铅字从字盘里找出来，按顺序排好后放到木盒子里交到排版车间。在这里把所有的铅字组合成一个整版，然后用打样机印出清样，返回编辑部校对。编辑们把需要改动的地方标出来，印刷厂再重新走一遍上述的过程。最终定稿后才能正式制成铅版送到印刷车间。印刷完成后则拆版，把铅字熔掉重新铸字。现在“字库”的概念是计算机里的一个软件，使用时鼠标一点就调出来，而那时的字库是真实存在的，每一个字符都是一个铅字，一排排地码在一起，放到木架子上。每一种字体又分成不同的字号，都需要单独的一套铅字，当时常用的字体有5种，字号有10多个，所以拣字车间很大，大概有百十套字盘，经常是十几名工人站在那里同时工作。铅字的排列并不是像字典那样按字音或笔画排列，而是以常用的词组的方式排列。例如“精神”两个字就挨在一起，因而那时的印刷经常出现令读者匪夷所思的错误，例如把“精密机械”印成“神秘机械”。修改文章的方式也不是现在的在电脑屏幕前用键盘操作，而是在铅版上把那个错字找出来，扔出去，再找到正确的字塞进来。报纸需要多种字体、字号和符号，所以工人要不断穿梭在不同的字架之间忙碌。这种方式差错率当然相当高，而且大量的时间都消耗在手工拣字、改版上面。这样的效率使得报纸出版周期是整整一周：周一早上发稿，周二拣字排版，周三一校、二校，周四三校及送审，周五上午签字付印、下午见报。所以报纸上全是上周的消息。这种印刷方式实际上是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系统的N次升级版，已经应用了100多年。
　　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后，特别是汉字激光照排的技术出现使得汉字印刷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也抓住40年校庆的历史机遇，在1993年9月改为激光照排方式出版。于是，字体字号似乎是无限的，再也不用为缺乏美术和编辑手段匮乏而发愁，效率大幅度提高，甚至本周三的消息都能见报。但同时给编辑们带来的也有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排版的工作要由编辑自己来承担，编、校、排、改完全由同一人来完成，一、二、三校挤在一起，校对难度陡然增加了许多。虽然我们被这个新生事物搞得手忙脚乱，但每个人都感觉累并快乐着。
　　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所以大多数具体事都如过眼云烟不记得了，但是我和同事们都与那些正规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们一样，有着新闻人共有的喜悦、懊恼、无奈与愧疚，这个感受是不会忘却的。当时共有五位领导审报样。哪个人的送审件不回来都不能往下进行。当时的所有编务工作都由我们几个人分担。送审顺利就意味着值班编辑工作顺利，所以谁都希望自己值班时能及时收回全部送审的报样，并且没什么麻烦（改动不大）。有一次傅国志值班，我们在办公室等送审结果。“砰”得一声门开了，这老兄抱着一卷报样进来，兴高采烈地嚷道：“一网打尽”！当时正好有一位领导同志在场，是一位老同志，傅国志马上感到自己失言了。“怎么能这样说话”！我连忙制止他，大家都感到有点尴尬。逄秀莉问：“那该如何表达”？我斟酌了一下说：“无一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