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6年秋来到中大读书，至今已经有52年多了。我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中，近三十年与前（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相比，变化大得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学校只有九个系，约4000名学生。三十年前（1978），大致也只多了一两个系，4000多名学生。现在，学校四大校区座落于珠江之畔、南海之滨，30个学院和6个直属系，6万多在校学生。单看数字，就可以知道学校这三十年来经历了过去不敢想象的发展。
　　
包容自由之中大：政审意外合格
1978年夏末，全国物理学界有一次大聚会：1978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我们称之为“庐山会议”。年会期间分别举行了固体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基本粒子和统计物理学等涵盖整个物理学的学术报告会，检验了我们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之中所做的物理科研工作，年会共宣读论文318篇,其中综述报告64篇。文革以来，多年未召开学术会议，那一次，全国物理学界的同仁约1200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庐山上所有的宾馆几乎都被住满了。十几年未见的朋友同事们，终于再次见面了。这对物理学界来讲，是一次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盛会。我们中山大学物理系共有8位老师参加这次会议。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还不懂所谓的“改革开放”，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闻到了一股“中国形势要有所变化”的气息，国家对于科学和教育的政策预期将有积极的变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刚进校时，物理系有5名教授、1名副教授、8位讲师、十余位助教。文革期间，物理专业中的光学、无线电独立成系，金属物理与化学系的无机化学整合成为金属系，物理系仅仅只剩下半导体和理论物理。被拆分得七零八落的物理系，至1977年恢复高考前才恢复原有建制和相应的科研、教学工作。当时约有80位老师。由于还未恢复职称评定，我系仅剩下4位老教授在世，10位讲师。我辈虽然当时已经年近四十，但我们还是最年轻一辈的助教。学生约800来人。师资力量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979年初，我有幸成为中山大学第一批出国交流访问的学者。提起此事，其中还有一段曲折。1962-1964年间，学校派我到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跟随老院士葛庭燧先生研修两年晶体缺陷和固体内耗。1978年夏末,葛先生参加文革后由国家派出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西欧时，在德国签订中德科研合作的协议，所定的科研题目正是我当年进修的题目。回国后，葛先生组织科研班子时，就提名了我。正式公函来到学校，只等政治审查通过，就可出国研究。我是学校教工队伍中出身最不好的几个人之一，虽然先生尽力争取，我仍不敢抱太大希望。在等待中，我去沈阳做出国研究的相关准备。没想到从沈阳回来，好消息等待着我。省委组织部批下来的文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政治审查合格，同意出国！事后我去北京中科院外事局“中德合作科研组”报到时，局里的领导告诉我说：“老张啊，你们广东真不错，你们学校也真不错！像你这样的（政治）情况，在全国，你是第二个被批准出国的。第一个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亲自批的！”一个讲惯了“根红苗正”的时代虽然还不能算是真正过去，但能因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的需要而不究出身成份，广东以及植根于岭南务实文化之中的中大，其一贯以来的包容力与远见可见一斑。
　　在我看来，中山大学就是这样一所敢为人先、包容开放的大学。在政治上，我虽然至今还是无党派人士，然而，学校唯贤是任，我曾由一名年轻教师做到了系主任和校级领导；在学术研究上，学校从来不会指令一位教授该做什么，不该作什么；真正想做学问的人就需要这样宽松的环境。中大能在改革开放后，抓住机遇，始终与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进程保持着一致并逐步走向前列，恐怕就得益于这种开放宽容的“大气”，校内有一种宽松和谐的良好氛围，齐了中大人的心。
　　
“破格提拔”———人才断层始末
1982年初，我刚从当时的西德回来后不久，恰逢中大恢复职称评定。系人事秘书叶愚同志来到家里，让我汇报教学工作量。当时我刚回来两三个月，虽然回校后第二天，教研室主任就叫我上课，但这点工作量哪够呢？叶同志说：“您尽管实事求是地说，我一定帮您按政策写到够工作量（按全年工作量折算）。”就是物理系的这样一位人事处秘书，使我感到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为了维护学校的整体利益，尽可能为老师着想。在讲政治讲出身的气候中，能遇到这样贴心的党务工作者吗?叶愚同志对所有教师都亲切得像大姐一样，说起她的事，许多老师都十分感动。叶愚同志虽已过世，但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关怀老师的系人事秘书的形象，大家都很怀念她。
　　到83年初，通过新一轮职称评定后，物理系有6位教授，包括我在内的10余位副教授，30多位讲师。回想起在德国科研时，我与同住的同事们通过《人民日报》，了解到我们这批人回国后，是担负起过渡时期科研、教育任务的，而主力将是恢复高考后的77、78届以后的年轻毕业生们。然而回国后不久，现实却很不一样。十年文革高等教育的停滞，不光是中大，甚至全国都缺乏一批20多岁-30岁的年轻教师。教师的断层现象，在那个时候开始显露出来。随着老先生们过世或退休，我们担负重任的“后辈”们也接近或年过半百，而80年代前期的毕业生大多希冀出国深造，包括我自己带的研究生，都纷纷选择出国，一直到1986、1987年才有少许留校的毕业生。这一趋势加深了教师断层现象，并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出任过物理系主任、学校副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为尽早解决教师断层问题，1994年，当时的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在学校实施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举措：破格提拔38位教授，最年轻的不到30岁。我们期望借助此举，挑选出一批年轻有为的教师，使他们能早日担起重担，改变教师断层的现象。结果是不负众望，这批人现都已成为我校各院系的骨干力量。
　　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高，出国留学的学者陆续回校。目前我校各院系的大部分院长和副校长，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海归们。这一强劲的势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现在的年轻教师们有相当部分是在海外拿到博士学位后回校的。我国的整体科研水平和条件，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壮大，对科研投入的增多，国内已有不少单位的科研工作条件已逐步赶上或接近国外的相应实验室。如今，教师断层现象基本上可以说得到解决，除了大批学者陆续从国外回来，我们自己培养的一大部分博士生也自愿选择留在国内效力。
　　对于人才问题，今后的前景是乐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90年代后期出国的一批学者开始回潮。据我所知，好多国外留学生拿到博士学位或作完博士后，看到国内的招聘广告，觉得国内的工作条件比海外好。他们回来后，一般有较雄厚的科研启动资金，而且继续获得资源的途径很多；而在欧美，即使找到研究所或大学教师这样的好工作，作为一名Assistant professor（相当于我国的讲师资历），实际上很难独立申请到研究课题，只能依附于某一位教授的名下跟着别人做研究。因此，真正有志气想独立做出点成绩的学者们有相当部分人选择回国。有国家强大经济的支持，使得学有所用，能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对于有志气的学者来说，这就是最具诱惑的条件。以前留学回国，有人会想“你是否在在国外混不下去呀？”似乎在有些人心目中，在国外混不下去才回来的；现在，想做事情的、真正优秀的人才回国，这是学界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以前想不到的局面。所以说，我们国家有希望正在于此。
　　
三十年特色双壁：南北合并、应用研究
就我熟悉的理工科来讲，在文革前，以中山大学生物系的动物、植物等专业为例，其实力位于国内高校前列是毫无争议的；然而，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等相对滞后。然而，90年代后期特别是同中山医科大学并校以后，生命科学与医学的紧密结合，同时成立了药学院，极大促进了生命科学与医学双赢的发展。一方面，生命科学与医疗、保健、疾病等方面靠近，搞医疗的学者也开始涉猎分子生物学，并有越来越密切的结合趋势。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个例子说明了中山大学与原中山医科大学的并校是有机的，我校的医学、生命科学和药学相关领域，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当时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们为此克服了很多困难，并对北校区做出了：“合校后，南校区不会动用北校区一分钱；相反，新的中山大学会从国家得到的资源中，全力支持北校区的工作”的承诺。这千金一诺，无形中化解了阻力。值得指出的是，原中山医科大学有一批有志之士，从90年代中期起，一直致力于两个学校的合并。所以，在全国所有大规模学校的并校过程中，最平稳的就是中大。这是中大三十年发展中的明显特色之一，也是中大“包容乃大”的“大气”心怀的体现。
　　另外，中大在科研体制方面，为了促进应用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提出“零转让”的理念，执行了给横向研究以“国民待遇”的政策，目的就是通过产学研结合，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大力度发展应用研究，提高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在科研上取得更大的突破。比如说，原来的无线电电子学系整合成为信息工程学院。我个人觉得，这个大方向是成功的。生命科学院现在发展得比较健康，他们有学者专门从事基础研究，也有学者研究生物技术问题，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基础和应用结合十分紧密。这是中大近年发展的又一显著特色。
　　经历风雨八十余载的中大，历史上，一批批大师曾荟萃中大，先人虽已去，然其严谨、科学的治学精神，学校的包容乃大的大气，铸就了中大实实在在的科学传统与创新精神。这科学之精神，创新之精神，在开放交流的大环境下，自然会成为一所大学进一步发展的助力器。
　　
反思:索取与回馈
黄达人校长曾讲过：“大学要有服务社会的观念，大学只有与国家的前途紧密地联系起来，才可能得以更为良性的、持续的发展。大学既是象牙塔，又是发动机，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同时又必须对社会有所贡献，成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以救中国、培养革命人才为创办目的的中山大学，承传伟人“天下为公”之抱负，自成立之初就被赋予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如今，有了开放而宽容的环境，有了较充足的科研经费，有了不逊色于国外的科研设备，如何回馈社会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在高温超导的研究和产业化遭到挫折的90年代中期，美国科技界有人撰文表示（大意）：“不可否认，在历史上，物理学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十九世纪到20世纪初，物理学为工业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0-60年代以来，物理学界推进了半导体技术和激光技术的发展，为计算机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应该反思，近20年来（指70-90年代），物理学家们为产业界做出了什么？原来寄予厚望的高温超导目前还有待发展。”虽然学界公认，生命科学和化学的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的距离较物理学为近，但我认为我校的物理学科也应该有此反思。我们到底为国家做了什么事？是否扎实地做好了科研？我们应该致力于真正创新和造福社会，而不仅仅是停留于量化的成绩。
　　在教学上，如何真正教好书，依旧任重道远。今年上半年我上本系本科生的课时了解到，现在新来的一些老师，科研经验较丰富，然而教学经验不足，所以教学上出过一些问题。从自己懂一门学问，到讲到使学生懂这门学问，讲出惊喜，引发学生热情，这其中需要积累、要狠下功夫。我觉得这点上有些青年老师作的还不够。科研可以量化考核，而教学很难量化，它靠教师的良心，一颗为人师表的心。中大想要办成国际知名一流的大学，在教学这点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我在康乐园中生活了半个世纪，回顾起来，心情是满意而快乐的。从一名只考虑自身领域的年青助教，到后来担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开始考虑系与学校的整体发展，这期间，国家和学校给我了很多；然而我自己为国家、为中大，却说不出具体做了什么，无非就是教书育人而已。我去年已经退休了，现在还在返聘工作，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做好。把手头上的研究生带好；并培养年青学者，使他们在我所从事过的研究领域中，能在国内外学术界中仍有一席之地。要是能圆满完成这项工作，这将是我全身引退后的最大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