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点的三联书店,一位读者席地而坐。 本报记者冯恋/摄
三联韬奋书店,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它的前身是邹韬奋、徐伯昕等三十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4月8日,三联书店开始24小时营业试运营。
5月2日,一场阵雨,6级大风,北京的白日匆匆过去。
晚上7点,伫立在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18年的三联韬奋书店亮起了灯光。这是三联书店正式启动通宵营业后的第10天。
从 4月 8日通宵试营业起,这间书店的夜间销售额和客流量猛涨,平均每晚9时到次日早9时的销售额达3万元,超过往日白天的业绩。“五·一”期间,夜间读者增加了两倍。这里,已成为京城夜读人的一处精神家园。
2日晚9点至次日凌晨6点,青春报记者也做了一回三联夜读人。20时51分孔庆琴在三联书店里已经工作了18个年头,现在,她是这里的的营业主管,从早上9点起就一直楼上楼下地忙活。
24小时营业后,客流回暖。“以前晚上9点关门都被读者投诉说关得太早,现在通宵营业后的火爆程度超过预期,根本忙不过来!“自从4年前书店为了强化三联特色、加强内部管理,转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店员数量一下从80多减到卖场加库房共30来人。”我们都是一个人干4个人的活。”
配合完教育电视台的媒体拍照后,孔庆琴大步上楼,给3位收银员帮忙。扫码、收钱、找零、包扎,偶尔应读者要求找出三联书店的印章,在每本书的背后盖上红印,算是留作纪念。
“来我们书店的读者文化层次都比较高。以前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通宵营业后学生群体多了,文学类书籍的销量也增加了不少。”孔庆琴笑着说。
西城外国语学校高一学生王静文和王诗涵,正举着尼康D90,小心翼翼向读者提问。“计算机有个模块作业要求拍视频,所以我们就来三联了。”这是王诗涵第二次来三联。“第一次是因为国安输球了,我心情很不爽,于是就过来散心。”
她还记得当时读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她看来,三联特别神圣,“深夜外面全黑了的时候,只有三联还亮着,我当时就感觉很好,于是推荐给了同学。”
此时,地下一层的“莊婧書坊·三联夜读书”活动正在进行。5排座位以被占完,站着听的读者也有两三层。黑白条纹沙发上坐着学者余世存和一袭黑色连衣裙的主持人庄婧。余世存正在讲他的作品 《家世》,一部展现中国近代家族传承状况的著作。
余世存从宋耀如、袁世凯、卢作孚、梁漱溟几大家族的家庭本位娓娓道来,联系实际分析了显学和隐学的家风。“所谓隐学,包含养生、教育、家庭等方面;所谓显学,即人生和民主这些沉淀在血液之中的学问。”
听众约有百余人。他们中有穿浅咖色夹克戴着花镜的老年人,有梳着日本武士发型的中年男士,有挤坐同一把椅子的情侣,还有侧靠在父母身旁抱着童话书的孩子。
“还有什么比深夜在北京城里一起从一家书店走出去更优雅呢?”主持人庄婧说,书店在深夜营业,“是件让人很感动的事。”23时18分讲座散场,几位刚买下书的读者三两下拆开包装,围绕着余世存签名拍照。
训练有素的店员正在收拾现场。仓库打开,透过昏黄的顶灯和堆得和墙一样高的纸箱,员工正推着桌椅出来。动作很小,生怕发出一点响动惊扰了恢复读书状态的读者。北京体育大学的秦晴琴和任芳坤找准机会,在帮助工作人员摆放桌椅的过程中,巧妙地占得一席之地。
这是她们待在三联的第二天。5月1日,他们从学校乘13号线坐4站到西直门换乘2号线,再从车公庄转6号线在东四下车,走780米后到达三联,此时已是深夜11点。除了在附近解决三餐,其余时间,她们都泡在书店。“第一天没抢到座儿,我们就坐在地上睡了一个小时。”学体育新闻的秦晴琴桌上摆放着 《新闻传播论》,学英语的任芳坤则偏向侦探小说,她手上是蜘蛛著的 《十宗罪》。“我们打算再坚持一晚,明早回去。”
讲座结束后,两名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冲上前去采访秦晴琴和任芳坤。他们这次来三联是为了拍摄纪录片。“我们在拍摄北京夜色,介绍时尚生活方式。三联也是,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带棒球帽的记者说,他与三联的感情从祖父辈那儿就开始了。
“爷爷奶奶那时就看三联的书,我十多年前就来过三联。”他常在网上购书。“这两天是我逛书店时间最长的。”他俩下午1点就到书店了。“这两天人还是太多,而且地下挺闷的,我暂时没有发现比较有趣的素材———你知道,书店不是容易发生戏剧性事情的地方。”直到凌晨3点,他们手中的摄像机仍在工作。
“谁能猜到,只需一家24小时书店,就能安放这么多无家可归的灵魂。”不知是谁在“回音壁”上写下了这段话。回音壁是三联给读者提供的交流区,他们或写下祝福和感受,或留下从石家庄到北京西128.5元的G514次火车票,或写下“某某,与你夜游三联很幸福”的情话。小小的回音壁被各式的纸条点缀得丰富多彩。
来自广东的20岁小伙小梁,由于第二天有事,打算“退台”了。“我来就是想看看三联的书。能近距离地接触这些纸质的精神食粮,我感觉很棒,这是电子产品给予不了的。”不过,小梁有个建议,“书店可以不开Wi-Fi,让读者纯粹读书就好。”
一楼的儿童读物区域,墙上贴着卡通的飞机、热气球、太阳。夜班主管王浩正在收拾被翻乱的儿童读物。他仔细核对图书类别,再一本本叠起来摞好,左胸前的“001夜班主管”铭牌闪着光亮。
“挺激动的,毕竟我是开业来第一个夜班主管。”这个年轻的小伙笑起来很腼腆。“夜班是从晚9点到早9点,每次有100块的补助。”上夜班的基本上都是新招的年轻人,加上保安、收银员一共9个人。“有些老员工住得远,通宵熬夜会吃不消,年轻人精力相对要好些,而且我们都是上一天休息一天。”王浩说话时有意降低声调,在这个时段,一楼还有20来位读者。1时03分夜深了,任芳坤戴着耳机睡着了。
书店内的白顶灯打得很亮,透过玻璃,能够清楚地看到被灯光反射出的一楼布局。玻璃窗边共有8张桌子。坐在窗边的读者,在读累的时候,抬头望着透明玻璃,或是看自己的透镜成像,或是尝试辨别窗外停放的轿车。
地下一层没有信号,但还有一两个“不死心”的读者掏出手机,努力连接Wi-Fi。设计类图书区域,一位右手戴串珠的中年人靠在《巴尔扎克选集》书箱旁,发出轻微的呼噜声。离他不远坐在椅子上看《珍藏布列松》的男士,笔记本旁放着一罐红牛饮料。
离1:30的休息时间还有20来分钟,003号夜班营业员小刘坐在电脑旁,翘着二郎腿,正在专心读一本王阳明的传记。“之前网络小说看得多,来书店后就开始涉猎各个领域了。”他是河北人,一个星期前上岗,先在白班实习了几天,熟悉货位号后就开始夜班工作。“我主要负责晚9点到早9点的工作。书店待遇好,员工买书可以打8折,而且还有过节费。”他今天接受了韩国某电视台的采访,“那个记者下巴这里有攒小胡子。”说到这里,小刘挺得意。
通往一楼的墙壁上,挂着竹久梦二的美人画;在圆弧楼梯上,读者数量较傍晚减了一大半。
扶梯边睡了5个人。有人拿报纸垫屁股,再屈身趴在膝盖上睡觉;没有报纸的,直接霸占3层台阶,仰躺在楼梯口;更豪放的,挽起裤腿,又将T恤撩起,露出有两层褶皱的肚皮。3时14分凌晨3点,外面风刮得很大,为了不妨碍店里的读者,一楼的店员轻轻掩上了大门。
才上了两天班的保安张爱峰,在一楼“畅销书排行榜”的柜台下溜达几分钟后回到工作区。他主要负责大门到收银台的安保工作。闲着无聊,张爱峰拿出折叠椅坐下,又随手从收银台旁抓起一本书看起来。
一个穿着条纹长裙,手里牵太阳花氢气球的文艺女青年和男友推门而进,张爱峰抬起头,目光追随他们延伸到了二层的雕刻时光咖啡馆。
咖啡馆的两位店员,正在为点餐的顾客熟调制饮品。精心计算过的店面规划,粉笔留在黑板上的涂鸦,摆放在木桌上的哆啦A梦全家族玩偶,轻声流淌的英文歌,使得在咖啡馆的43人中,有近三分之二清醒着。这些人里,有喝着咖啡与友人聊天的,有拿叉子挑起盘里的意大利面的,有手指灵活在iPad上滑动的…刘守生是他们中的一员。
从易拉罐倒入玻璃杯里的可乐只剩下一半,黄白相间的吸管倒向咖啡馆的书架一侧,从零点到现在,穿黄色T恤的刘守生把冯仑的《野蛮生长》看到50页。“我经常去望京图书大厦,这次来三联主要体验一下。”刘守生说,“这边的书比较文艺。不适合我,我偏爱实用性的。”通宵阅读,他不会频繁尝试,因为“对身体不好”。4时28分地下一层的读者还有20来位,空气也没之前那么沉闷。看到有好几个读者已经熟睡,小刘走上前关上了中央空调。没有了此起彼伏的吹风声,里面极度安静。
靠在邹韬奋头像旁睡了半个多小时的天津医科大学医学英语专业的郭文芳,和另外两个同学5月1号乘坐京津城际列车到北京旅游。她们把在北京的唯一一夜留给三联。“是英语老师推荐的。来之前我们就把路线规划好了。”郭文芳说,在三联她有重大发现,“好多我意料之外的人都来看书,有穿着漂亮衣服的阿姨,还有工人打扮的。”三联比郭文芳想象得要小,凳子少、书挺多但不全。
郭文芳在“回音壁”写小纸条纪念自己在三联的 “第一次”,她的另外两个同学没撑住,在后场睡着了。
在三联的不止有读者,还有流浪汉。孔庆琴说,之前有一个流浪汉进来嚷着要帮樊希安纠正字音,最后不得不送一份报纸给他。流浪汉安安静静地仰躺在两书架之间,睡态很放松,没有打扰在场的读者。
在服务中体现三联特色,就像孔庆琴所说,“夜间的读者没有界定标准,流浪汉也一样,只要他们不嚷嚷,我们还是欢迎的,这是他们的权利。”6时整书店的灯还亮着,还有30多位读者在坚持。王浩和收银员已完成前日的结算。
当被问道“24小时”营业模式是否能在其他书店推广时,销售经理王玉说,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她无法评判。“我们所做的,是使三联‘深夜书房’的这盏灯一直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