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民殃 耻辱莫忘———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是农历甲午年。
这一年,日寇无端挑衅,引发中日之战,凄风血雨开始笼罩尧天舜地。从此以后的半个世纪,日寇兽行无忌,暴戾恣睢,对炎黄子孙残酷地蹂躏践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也不应该忘怀。
1894年,日寇乘朝鲜东学党起义风潮之机,悍然出兵侵占了朝鲜,并于当年7月对中国海军突然发动袭击。8月 1日,清朝被迫对日宣战。9月,清朝的陆海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严重受挫。10月,日寇分陆海两路进攻中国的东北,侵占了九连城、安东(今丹东)。11月,又攻占了大连、旅顺等地。1895年2月,日寇的魔爪又伸向了威海卫军港,爱国将领邓世昌率领北洋舰队,虽然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终因势弱而全军覆没。3月,日寇又侵占了牛庄、营口、田台庄,尽管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英勇作战、奋力抵抗,但由于清王朝腐败软弱、武备落后,结果遭到了彻底失败。败者气短,清王朝只好妥协投降。
日寇的强盗逻辑:
“挨打要拿打钱。”面对倭寇蛮横无理的要求,清王朝束手无策,惟命是从,派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随意设立领事馆、建工厂、输机器;给日本最惠国待遇;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等。这个条约表明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中国成了日寇任意宰割的羔羊,中华民族陷入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之中。
日寇欲壑难填,觉得中国软弱可欺,乘清朝灭亡,军阀混乱之机,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三个月占领了东北三省。但日本仍不满足,又无端制造了“七七”事变,将魔爪伸向华北乃至全国,对中国人民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日寇所到之处,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制造了许多无人村、无人区,山东的莱西、临朐成了无人县。
面对民族危亡,亿万有血性有骨气的炎黄子孙奋起抵抗,使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联合各方势力共同抗日,毛泽东同志亲笔向蔡廷锴、宋庆龄、蔡元培、李宗仁等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旧朋七十余人写信:“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国难日亟,寇进不已,瞻念前途,殷忧何极,继续奋斗,再接再厉,驱除日寇,挽救危亡。”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毅力,打败日本侵略者。抗日烽火遂成燎原之势。中华民族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付出了两千余万生灵的惨烈代价,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夺回了日寇无理侵占的全部领土,彻底洗雪了国耻。又经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已变为强壮的巨人,坚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并没有因此高枕无忧,而是清醒地看到日本右翼贼性难改,不甘失败,尤其像小泉、安培之流,肆无忌惮地向世界爱好和平者挑衅示威;明目张胆地祭拜战争罪犯,为日本军国主义扬幡招魂,妄图东山再起,称霸世界,狼子野心暴露无余。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切莫忘记昔日的悲惨遭遇。
同样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立场观点却截然不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首访达豪纳粹集中营旧址时说:“只有深刻地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出来。这个历史当然包括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纳粹德国。只有我们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历史,才能避免历史重演。”这是明智之言。前人有罪,后辈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对此,世人非但不轻视,反而肃然敬之。相反,日本首相安倍却不顾历史事实,不顾国际法的约束,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不顾日本有识之士的反对,一意孤行,倒行逆施,颠倒是非,否定历史,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辱,聪明反被聪明误。安倍的言行只能更加引起世人的愤慨。
今日的中国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们不会忘记被日寇侵略的惨痛历史。为此,中国已将9月3日明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是对历史真相的立法保护,是为中华民族竖起的常鸣警钟,要让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凝聚共识,守望和平,团结一致,发愤图强,共谋家国兴盛,避免国难民殃的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