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可欣，曾为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是中国女子体操唯一的单项大满贯获得者，曾囊获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及高低杠冠军等四项世界冠军，被誉为“高低杠公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11级学生。


　　和何可欣的采访约在晚上五点半，5点15分的时候，她就出现在了记者团办公室楼下。淡妆，高跟鞋，马尾辫，黑色的外搭飘啊飘，和其他同龄女孩没什么两样。事实上，这身装扮是为了晚上“何样青春，从欣出发”的个人讲座准备的。平时的她，素颜、运动装，和普通大学生一样，每天踩着单车赶去不同的教学楼上课。
　　“进校园上大学，比我想象的要清净。”
　　从2013年下半年进入北师大读书到现在，她被认出来的次数并不多。很多人对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体操赛场上那个身形小巧、长相很是“卡通”的小女孩模样。体操的每一天都很重要这模样第一次闯入大多数中国人的视线，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高低杠单项预赛时意外掉杠，以为自己无缘决赛的她，下了场，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伤心抽泣的画面在现场摄像机的跟拍下直播给了所有观众。“后来长大了（再哭）会躲着，之前不会太在意，谁能没有个伤心的时候呢。”
　　奥运会金牌沉甸甸地挂在胸前的时候，这个在奥运会队内选拔的时候就坚信自己“非常有希望”的小女孩，还是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
　　何可欣得以结缘体操，源于一张纸条。“是妈妈给洗衣服的时候从兜里发现的，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是说，教练看中了你想让你来练体操，希望你能来试一试，下面还有地址和电话。”而在拿到第一个全国冠军之前，何可欣一直觉得自己走体操这条路不能给父母足够的信心。“从小我就不属于条件好、能力好、长相好的，老属于中等的。”13岁进入国家队，在女队员中实属较晚，但是她直言，自己“从来都没有着急过”。
　　事实上，何可欣对奥运会产生概念远比对国家队要早得多。2000年悉尼奥运会，刘璇的平衡木和霍尔金娜的高低杠比赛，让她第一次有了“奥运会”的意识。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小可欣的宿舍里没有电视，就只能贴在教练房间的外墙上听声音。中国运动员程菲在自由体操项目上拿了第四名，这让12岁的她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就两个字，坚持“就两个字，坚持！”何可欣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是一片黑漆漆的坚定。从不被看好到举世瞩目的高低杠公主，她用最简单的坚持打败了太多人。
　　“比你条件好的，但是不练，你就把她比走了。我天生协调性不好，胳膊腿又硬，什么都没法和别人相比，只有坚持可以比。”
　　小时候的何可欣，最怕练“大素质”和“压柔韧”。可是再怕也得练。“教练要求练三组，我就告诉自己‘就三组，坚持一下就好了’，实在练不动了就想，只剩一组了，再坚持一下。”
　　进入国家队后，刚开始练习“李娅空翻”时，小可欣在腾空后总是无法控制身体转正，结果脚一次次重重敲在杠上而肿得不行。而经过了三个月的磨炼和坚持，小可欣的“李娅空翻”终于成功抓到了杠子。
　　坚持，就像是体操运动员手上最表层的茧，一层一层的茧，在岁月中生成覆盖，大部分的时候，它们掩匿了埋藏在最底层的贴融于血肉的隐痛。很多像何可欣一样的运动员，与其说要扛起一个国家沉甸甸的体育梦，不如说他们首先要扛起的，是一个家庭的福祉和荣辱。
　　何可欣还在什刹海体校训练的时候，北京队的一个女孩在拿到全运会金牌之后，家里就分了房，一个小妮子一下子就把困苦的家庭条件改变了，“这对我触动特别大。”
　　何可欣实现梦想的路上，艰辛、不明晰而又小心翼翼。
　　直到北京奥运会拿到两枚金牌之前，何可欣一家还一直住在三十多平方米的地下室，潮湿、积水，柜子被淹更是常有的事。何妈妈为了照顾何可欣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一家全靠何爸爸一个人勉强支撑。何可欣小时候，连上体校的费用都交不起，父母就是 “有钱就去赚地凑，向亲戚朋友借”。零食、新衣服，是何可欣从来不敢奢望的。
　　北京奥运会高低杠单项预赛时她的“那一掉”，吓得父亲何华直接患上脑梗住进了医院。决赛当晚，何爸爸已经回家疗养。而没有出现在现场的父母两人甚至也并没有坐在电视机前。
　　“就在大马路上坐着，根本不敢看。”
　　“父母是我成功很重要的动力。”何可欣小时候，何华常常是早上五点钟就骑着单车出发，带着她去跑二环。一到过年放假，教练布置的任务何华都要认真地盯着可欣一个一个地做。他的正直和厚道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女儿。教练刘桂成眼中的可可，训练时不挑器械，从来都没那么多事儿；家在北京，但是考虑到其他小朋友的心情，何可欣也选择和别人一样不回家；对刚进国家队的小队员，何可欣也热心地帮助铺床。
　　现在的她每每想到父亲不甚健康的身体状况，还是会深深地自责。“身体比拿什么成绩都重要。”
　　每一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就像‘李娅空翻’练成了之后偶尔也会跑范儿，突然就不会了一样。”
　　2011年的低潮期来得并不突然，也不意外。那时，进入发育期的何可欣每天一进体操房，眼神就是冷冷的，平淡的表情不是哭也不是笑。2012年伦敦奥运会，何可欣在高低杠单项决赛中摘银。动作编排得老套成了国内媒体归因丢金的焦点。所谓的“小臂在英国训练时拉伤”的不适情况在一次次的报道中放大又被人们忽略。而事实上，何可欣小臂的拉伤根本不是偶然，而是几已成为日常。
　　2010年，何可欣训练时在空翻后右手戳杠，当时的检查只发现了掌骨的骨折，而无名指指根处的断折却在第二天才发现。由于接骨不正，何可欣现在的无名指还是歪的。之后的训练里，对于高低杠至关重要的右手小臂却成了总是抽筋而需要牵拉的心头之患。
　　2012年，右小臂多次拉伤而常常使不上劲的何可欣还是坚持着代表中国队出战了奥运会高低杠决赛。北京奥运会备战前夕，为了争夺到一席之地的小花们使劲加着成套难度、刷起评分；伦敦奥运会，准备了三套难度动作的何可欣最终还是选择了最保险的一套。以为可以成功卫冕的兴奋在最后出场的俄罗斯选手出分后破灭。“也许有的非专业人士会觉得他们的发挥比我们好，但其实我们的起评分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
　　两年的沉淀过后，再谈往事，无论是怎样的残忍和命定，也都多了一份云淡风轻的坦然。
　　赛后采访时，面对记者潸然泪下的何可欣在镜头前说了一句“请大家原谅我一下”。她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说出来的，只是明白大家对她夺金的期盼太高了，“但是自己已经尽全力了。”离开体操，我就是个普通人“2013年全运会，强拼高难度。我知道我做不到，但还是希望能够撑一下。”
　　讲座当天，屏幕上一直循环放映着何可欣自己制作的由照片剪辑而成的暖场视频。队里为他们举办退役仪式的照片被她放在了第二张。
　　知道自己活泼好动的特性适合练体操，却并不适合静静读书的何可欣，现在也会逼着自己看书。选择在北师大修读学业，何可欣也有自己的考虑。北师大突出的师范教育背景，契合了她的一颗“蛮想当老师”的心。“我最喜欢北师大的气氛。老师们都很知书达理。”
　　2005年底初到国家队时，何可欣最擅长的项目是自由操。那时，脚“特别弹”的她已经可以做很多E组和F组的动作。“但是练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因为骨骼没有发育完全，根本承受不了那么多的东西。”
　　幸运的可欣在整个运动生涯中遇到的教练都很好，理性，善解人意，能正视问题，积极寻找办法解决，从不会不讲道理地指责。在国家队的时候，何可欣所在的“桂花组”是教练刘桂成、何花、鲍献琴带领的一组，“我们组的小朋友都很善良”。
　　而北师大的心理学专业在全国心理学学科的领衔地位也让何可欣十分“中意”。北京奥运会时，体操队请北师大的心理老师为运动员做心理辅导，“效果非常好”。
　　如何指导运动员科学训练和调整心态，是经历过16年专业体操训练和征战过无数次国际大赛的何可欣很希望通过专业学习来充实的。
　　梦想和负担在很多时候，就只有一步之遥。现在，卸下了重担的何可欣是和在竞争激烈的赛场上完全迥异的模样，爽朗、幽默、哈哈大笑的样子让曾经的羞涩和紧张都变得有些不真实。
　　5月24日的讲座顺利结束后，何可欣发了一条微博：“小伙伴们，我想在大学跟你们多热几个夏天。”
　　———“是时候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了。”
　　2013年9月12日，她与陪伴了她16年的高低杠流泪吻别，从此，稳稳立落，平地起舞。
　　祝福何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