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留学生开设的“高级写作”课
■来自法国的留学生参与动画节活动
5月24日，中国传媒大学48号楼A704，一堂普通的高级写作课，一次不同寻常的“校园寻宝”。
站在讲台上的是包学菊老师，而她所面对的是十几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多年，她坦言，“希望通过多种活动，使他们打破界限，多和中国学生交流沟通。”这一次的校园寻宝正是包老师的又一个尝试，以“石，大，墙，博，亭”几个关键词为中心掀开校园里的宝藏。“那些在那里，却常被我们忽略的。”包老师这样形容。
孟墨达和朴宰良为大家展现了她们寻找“八角亭”的“曲折”过程，一路寻觅终成功后，她们兴奋地与“亭子”合影留念，惊呼：“我们就像找到了真的宝藏一样！”孟墨达来自西班牙，通过当地的孔子学院奖学金来到中国继续学习汉语。同一个小组的朴宰良也来这里学习语言，除此之外，还有957名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留学生。
学历生：51.04%1950到1951年初，33名东欧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来华留学生。60年后的2012年，据教育部的统计信息，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了33万人，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生源国家和地区数、我国接收留学生单位数及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人数四项均创历史新高。
伴随着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大发展，从1994到2003年，中国传媒大学的留学生人数达到191人。多数集中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并且大多主修语言。“国家政治经济的增长肯定是一个方面”国际学院的彭军副院长这样解释学校近几年来留学生的增长趋势。学校为了适应国际化的办学进程，在2010年，成立了国际学院。自此，国际学院替代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留学生招生与管理的归口管理部门。
近几年，留学生的数量和国别呈现稳步上升。2013年，866名留学生中分别有144和191名来自美洲和欧洲。俄罗斯的子明就是其中的一个，本科主修中国哲学的他，毫不掩饰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中国安全，舒服，还有逻辑思维”。
目前，他是新闻学院唯一的外国面孔，顺利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后，到中传进修广播电视学。2011年，学校获批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接受院校，进入了留学生教育的国家级行列。此举将促进中国传媒大学留学生招生层次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提高中国传媒大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高端项目的开展对于招生范围和国别的扩大很有帮助”彭副院长指的还有“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项目”，一个为发展中国家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高端园外培训项目。2011年学校申请成功时，全国只有6所学校拥有相应的资质。不仅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也是学校第一个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
除此之外，2012-2013年学校又陆续开设了国际新闻与传播硕士、新媒体、影视制作和MBA等4个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
在这些专业内，教师全部用英文授课，旨在满足一些汉语水平较低、或者干脆不会讲汉语的留学生需要，打消留学生赴华留学未过语言关的顾虑，从而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留学。
增加外语授课是国内学校拓展招生生源和学历层次的有效途径，但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在实施过程中如何保持留学项目的“中国特色”，培养留学生的“中国视角”。因此，在教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兼顾外语/英语教学和保持中文地位是一对值得思考的关系。
对于子明而言，一张HSK证书已经证明了他的语言实力。这是一个专门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少数民族考生）的汉语水平国家级标准化考试。“我很努力地学习汉语了。”子明笑着说，“对我来说，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参加小组讨论并没有什么难度。”
但对于大多数留学生而言，语言仍然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我学汉语用了7年的时间，中间，很多人都放弃了。”即使如此，来到中传，孟墨达仍然主修语言，“我希望自己的汉语更好一点，我觉得现在还不够。”
“我们更希望有更多高层次的学历生。”彭副院长的期望也是我国教育走向国际化的要求。2006年，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强调，高校要更加注重提高学生层次，扩大学历生比例，为我国早日跻身国际学生流动的目标大国而奋斗。
以2009年为例，我国的留学生总人数为23万多，但其中学历生仅为9万多，学历生比例为39%。2013年，中传的学历生为442人，比例是51.04%。但这个数量，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甚至日本都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离10%还有多远子明习惯晚上工作，所以早起上课对他而言是种挑战，“但我基本没旷过课。”
孟墨达不仅每天都有课程，而且要读书和做大量的练习，“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要学习，但是每一节课我都会来听。”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留学生都能够坚持每天来上课，针对这一情况，留学生的教学课程由对外汉语学院负责，留学生的日常招生和管理则由国际学院负责。对此，彭副院长解释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主要负责学生考勤和参与考试的资格。他们每个月都会给我们上报总体的考勤情况。”
承担行政职能的国际学院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开展留学生的招生工作，“参加教育展，争取国家项目支持，与国外的留学机构合作，以及其他留学生的推荐。”彭副院长这样介绍学院所开展的几种招生方式。
目前，大部分国内高校都在积极探索，优化招生手段。有高校留学生招生工作人员反映，目前我们的手段还是“推销”，而不是“营销”，应“营销”和“推销”相结合，统筹协调国内机构和我驻外使（领）馆、外国高等学校、孔子学院在来华宣传方面的资源的能力，通力合作，搭建来华留学宣传招生的有效平台。
来中国之前，孟墨达并不知道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在孔子学院申请的几个学校没有回应，学院的人就把我调配到这里。”留学生到底对中国传媒大学有怎样的认识，国际学院杨君丽老师回应，“我们会进行调研，掌握在校学生对我们学校的了解情况。”
2010年启动的《留学中国计划》，旨在推动教育的国际化。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在2013“部委微博开放日”中回应，“通过采取措施，开设新课程、增加外语授课、增设奖学金等方式，争取到2020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当年外国留学生数量达到50万”。
彭副院长直言，“压力很大”。2009年全年来华留学生接近24万，我们要在10年的时间内把上述数字“翻一番”还要多，才能最终实现50万的规划。“现在还远远不够。”对于中传的招生工作，他也指出了一定的现实困难，“留学生人数增加，对学校的教学，服务和管理都提出新的要求。硬件也要加强，比如住宿就是一个问题。”
2012年，为改善留学生住宿条件，传媒大学将37号宿舍楼改造为留学生公寓。但是，对于相对紧张的学校空间，如何保证容纳更多的留学生逐渐变成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成为国际知名的传媒学府，需要有在校生10%的留学生。我们学校现在差不多有15000名学生。”彭院长计算着，“这样看来，得有1500左右留学生。”虽然形式并不乐观，但他充满信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针对招生问题，国内其他高校也在不断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北京语言大学在泰国、韩国等国设立海外分校，进行学历教育弹性学制试点，大胆探索开展来华留学网络和远程培训的可行性。专家指出，应鼓励高校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开展多种模式的来华留学教育。
在招生的基础上推动教育国际化，张司长对近几年成立的国际合作大学寄予了肯定，“某种程度上，这些大学创新了办学体制机制，推动了教育教学改革，丰富了教育供给，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拓宽了人才培养途径。”
“不”独特的风景在“校园寻宝”之后，包老师为留学生设计了一个调查中国学生并撰写报告的活动，“本来是希望他们自己找到中国的朋友，但是，大多数人都没能带来，所以我只好拉来几个学院里的研究生了。”包老师边倾听边指导着同学们的交流。
子明是留学生里的“异类”，“我的朋友基本上全是中国人，我觉得自己不能算是一个‘外人’了”，甚至谈到自己的毕业去向时，他会坚定地说，“不能去南方，那边太潮湿了，根本受不了，而且中国各地的方言很难听懂。”他指了指记者，大笑着说，“我想有些你也听不明白。”
他用“丰富多彩”来形容自己在中国的校园生活，前不久参加了中国广播电视台组织的研讨会。“我喜欢做电台主持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与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个周末还要去参加电台在西单的一个活动。”说到这里，他跃跃欲试。他坦言自己现在对专业性的活动更感兴趣，由于语言的优势，他拥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但是，对于来自非洲的Glenden而言，刚来到中国，语言不通，似乎让他很难找到在中国的归属感，至今，他的微信签名依然是短短的“missinghomemuch”。
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多达86%以上的留学生有进一步与中国本土学生交往的需求，其中46.1%的人认为这种意愿非常强烈。然而，高校留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在很多留学生比例较大的高校，不仅中国学生鲜有机会与外国留学生交流，外国留学生也很少主动与国内学生交流。调查显示，35%的留学生很少与中国学生交流、互动，经常交往的只有30%，高达39.5%的留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亲密的中国朋友”。
很多高校都成立了关于外国文化的学生社团，但是这些社团大部分以中国学生为主，只有少数的外国留学生参与。有的外国留学生表示，他们只参加本国学生组织的社团，中国学生的社团没有特别针对留学生的项目，不是很有意思。
2014年5月23日晚上六点半，传媒大学附近的咖啡厅里，每周一次的“中文角”再一次拉开了帷幕。两年多来，中外学生交流协会已经将“中文角”打造为他们的品牌节目。“我觉得我们就是为中外学生搭建了一个桥梁，很多活动中认识的人，活动外都成了好朋友。”社团负责人向湘萍这样形容社团的定位。
由于缺少学生组织专门为留学生组织活动，国际学院在2012年组织学生创建了这个社团。孟墨达是“中文角”的积极参与者，“我就是来学语言的，这个机会很难得。”她通过国际学院为留学生专门搭建的联络平台得知社团为他们举办的活动，“自己学习很忙，所以很多活动都没办法参加。”但是，她仍然肯定了这些活动的必要性，“对刚来中国，汉语不好的同学而言，这些活动是非常好的。”
向湘萍将活动的传达概括为两个方式，一方面，国际学院自身利用平台进行宣传；另一方面，他们会主动去教室进行定点宣传。“这要看活动是否吸引他们，平时的活动，比如中文角，每一次大概20人左右，但是像新年晚会这样的大型活动，会有500人左右。”
包老师将留学生没能按要求找来中国朋友的首要原因归结于有限的活动宣传渠道。“像他们留学生，必须仔细地将相关信息传达给每一个人，哪怕他们自己有一丁点疑问，都不会迈出这一步。”
孟墨达找到最近的一条活动通知，屏幕显示着中英文对照的信息，“我应该还是不会去的，平时学习很忙。感觉自己虽然是外国面孔，但就是个普通学生，我觉得很多活动更适合不太会说汉语的留学生。”
如何改善浅层次，频度低的交往特点，使留学生更多地融入中国校园生活，狄恩·乔斯佛德教授曾结合岭南大学的经验给北京联合大学“支招”：可以建立本土学生与留学生合作学习的模式，让不同国籍的学生构成一个团队，通过分组学习、讨论、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的方式，加强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之间的了解和联系。
“自己半辈子都在学汉语，回家乡就白瞎了。”子明称自己会选择在北京工作，谈到雾霾，他显得很坦然，“谁喜欢，但这是我的生活。”
“前段时间我去山东，爬了泰山，还有去看了孔子的像，”孟墨达一边描述一边兴奋地比划着，“这就是我一直想像的中国的样子。”她将在半年后离开中国传媒大学，“我还是会留在中国，因为这里实在有太多吸引我的地方了。”
与孟墨达探索中国一路，中国传媒大学的留学生教育以及中国教育的国际化也在路上。□记者信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