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个性、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无限中找到有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下来。”显然，恩格斯已经把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看作是认识客观事物必要途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的实践中还特别注重把唯物辩证法具体运用于各个领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运用了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原理，进行矛盾分析，从普遍存在的具体的大量现实的最常见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入手，来揭示资本运行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列宁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精辟地阐述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指出：“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有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有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在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列宁极为灵活性地运用了一般与个别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继承、运用和研究，特别是关于对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的探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全面论述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最具独创性的贡献是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问题的精辟阐述。他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证明和发挥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建立了一整套矛盾学说理论。并且，在列宁探索一般和个别范畴自身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揭示了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这一渗透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基本范畴以及其与对立统一规律之间存在的联系。并用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来概括矛盾学说，把它界定为“矛盾学说的精髓”。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把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贯穿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斗争性与统一性之中。贯穿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中，从而使其成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条主线，成为辩证法的精华所在。“矛盾学说的精髓”学说，是正确处理对立统一规律。把握唯物辩证法的关键，因而，谁不懂得它，也就不懂得辩证法。毛泽东提出和创立的“矛盾学说的精髓”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重大发展。毛泽东的《矛盾论》，可以说是对立统一学说第一个完备的理论形态。
　　二、“矛盾学说的精髓”学说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毛泽东“矛盾学说的精髓”学说理论的提出和创立，绝非是某种纯属偶然的巧合，而是深深扎根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沃土所结出的理论硕果。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它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沙俄。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环境下，如何进行革命，采取何种革命形式，走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我党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一些人不懂也不顾中国的特殊国情，照搬苏俄革命模式：另一些人则拘泥于自身片面、狭隘的经验，结果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割裂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教条主义片面夸大了共性即把苏俄革命模式上升为绝对，主张在中国实行“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验主义则片面夸大了个性即主张在中国实行 “游击战术”，进行革命斗争，最后夺取政权。党内所出现的曲折，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时期，不得不把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提高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加以阐释。赋予它以新的意义，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斗争。
　　毛泽东创立“矛盾问题的精髓”学说理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了中国革命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俄式的“城市工人暴动”的革命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这无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
　　毛泽东的“矛盾学说的精髓”学说理论指引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一理论是最基本的基石和指导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和进化的过程。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色。”
　　早在50年代，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象我国这样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于是开始了他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新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在中共“八大”决议中，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问的矛盾界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表明当时我党已经重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蒸蒸日上的新气象。然而遗憾的是在发展生产力这一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本人却 “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方法都不是对头的。”他要藉上层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把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搞上去。他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分析有误，偏离了党的“八大”决议，错误地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上的思想局限和实践上的未竟之业，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发挥创造性的思维空间。
　　三、“矛盾问题的精髓”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全面成功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次全会的最大成果：一是在思想上彻底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藩篱，重新恢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在政治上完全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我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勃勃生机。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社会主义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中国特色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首先一定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这是社会主义不可偏离的方向。
　　在我国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集中地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这是立国之本。但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只能存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性之中。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我国历史悠久，受封建统治长达二千多年；人口众多，其中农民占绝大多数，领域辽阔，但可耕地面积较少；不同的地区、部门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独有的特点，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加快发展速度，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搞“全盘西化”，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运用毛泽东“矛盾学说的精髓”学说，科学地分析研究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具体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认真总结了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努力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认真总结了中外共产党建设的的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党情，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命题，把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全面推向了二十一世纪；面对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现怎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命题，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瞻性发展思路，破解了进一步发展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在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催人奋进。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制定的纲领、路线及方针、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深刻系统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思想的杰出论著，同时，又是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沃土上结出来的丰硕理论果实。特别是其中关于事物“矛盾学说的精髓”学说的提出和创立，不仅指引了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而且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处理和解决好当前的社会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的指路明灯。对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在未来的改革和建设的道路上发挥其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