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关注的西藏孤儿 李琪（志愿者)摄


　　《福布斯》2013中国富豪榜显示，中国排名前400位的富豪，总财富达到34746亿元；前100位富豪的净资产总计19276亿元，比去年激增44%。《国际金融报》记者计算后发现，前400位富豪的财富相当于全国13.4亿人口2013年上半年GDP的约1/7(14%)。前400位富豪平均拥有的财富，是农村人口全年人均现金收入的100万倍，全国城镇人口全年人均收入的31.7万倍。前400位富豪的财富增速，是全国GDP增速的4.6倍；富豪人均财富增速，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的2.4倍。这些数据，引起了人们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热议。
　　的确，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一直是倍受关注的议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全方位的过大，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明显、地区差距过大、行业差距惊人、阶层差距悬殊。
　　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很丰富，有基尼系数、人口收入份额度量方法、沃尔夫森“极化指数”、泰尔指数等，其中，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总体情况的常用指标。下表是1978—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从2000年开始已处于警戒区。而且，基尼系数测度的只是可统计的货币收入，如果将未能统计到的货币收入及非货币收入等考虑进去的话，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会更高。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基尼系数，还是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阶层收入差距的各项数据都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开始呈现出平稳缩小的势头。
　　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维度的。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的变化造成收入差距拉大。
　　1、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实行市场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同的人拥有的资源禀赋不同，对生产的贡献有异，分配差距的拉开就是必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收入分配长期变动轨迹一样，在我国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之后是短暂的稳定，增长的后期阶段收入差距应该会逐渐缩小。
　　2、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实行的是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市场机制引入的空间、时间、行业的差异引起了不同主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抓住改革的先机迅速积累财富获取收益，也有少数人利用某些制度的缺失或不健全获取了一定收益，尤其是少数人利用权力对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而聚敛财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也引起社会的不满。
　　第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1、宏观分配政策不健全。1990年—20104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7%上升至12.9%，增加1.2个百分点，企业资本收益由34.9%增至42.1%，增加7.2个百分点，而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53.4%下降至45%，降幅达8.4个百分点，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55.81%）、英国（54.5%）、瑞士（62.4%）、德国（48.8%）、韩国（45.4%），也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和转轨国家如南非（68.25%）。企业利润增速最大，财政收入增速次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最小，且其与工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差距拉大。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较低且不断下降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更多地转换为了公司利润或政府所得而非劳动者收入。
　　2、税收调节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依靠所得税，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涵盖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等在内的完整成熟的财税调节制度体系有很大的差距。
　　3、工资分配制度不健全。部分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公有资产所有者的权益未能落实，企业所获得的一部分利润被转换为了企业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部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报酬太高，企业内部的分配差距也拉大；部分非公经济组织中工会组织建设不力，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未能建立健全，劳动者的权益缺乏有效保护，职工收入水平提高有限。
　　4、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比较低，大部分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以及非正规就业人员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虽已建立，但普遍保障标准较低，实际作用有限。
　　第三，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
　　1、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土地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治理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户籍管理和相关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政治权利等诸多方面的明显不平等。农民进入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上的条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农民的市场弱势地位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未能真正分享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
　　2、煤电油气水和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尚未理顺，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制度不够公平合理，导致利益分配失范，收入多寡不公。
　　3、反垄断措施尚不到位，在石油、电信、电力、金融、铁路、广播、航空、烟草等、医疗、环境、通信、交通等服务领域存在程度不同的垄断，垄断不仅阻碍了外部资源的进入，形成了结构性的扭曲，而且垄断行业收入水平偏高，不利于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6》就曾指出，如果社会收入或资产分配极端不公，将会导致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将带来较低的投资率和增长率。
　　首先，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从短期来看，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挫伤低收入群体的劳动积极性，而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长有限，其消费支出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不仅削弱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也会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供给相对过剩进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从长期来看，中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水平低的原因，导致对自身及家庭成员的智力投入不足，劳动力素质不能得到相应提高，引起人力资本的退化，也影响到全社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降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导致人民群众轻易将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转化为政民冲突，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诱因。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直指，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经济学家刘易斯也曾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更是发出担忧，一旦不存在中等阶级，且穷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中等阶级，那就会滋生出麻烦，国家不久就会崩溃。
　　最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形成“贫困陷阱”，因为财富或贫困的代际继承而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所谓“贫困陷阱”，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我脱贫。阶层分化与固化意味着社会阶层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上下层之间的流动性下降，优势阶层对其他阶层日趋封闭，这会降低老百姓对社会的认同感，削弱个人奋斗的动力。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也是没有未来的社会。
　　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三位一体、双管齐下”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可行的思路。所谓“三位一体、双管齐下”，亦即“市场+政府+社会”三位一体和“初次分配+再分配”双管齐下。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仅是“分好蛋糕”的问题，“做大蛋糕”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因此，我们首先还是要致力于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夯实基础。国际经验和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均证明，通过市场方式来调节收入分配，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这一过程中，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占有状况不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必然拉开，个人也可以通过改善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通过不断学习培训提高自己的劳动效率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是切实可行的。当然，针对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差距扩大问题，就必须引入政府和社会来加以改变。
　　政府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政府首先要做的是进一步健全分配制度和规范分配过程，保证初次分配的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从而使分配结果相对公正。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包括限制垄断行业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大力规范灰色收入，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其次，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政策的调整，切实减轻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税费负担，推动企业走创新驱动之路，提高利润率，使之有能力提高员工工资。
　　再次，政府还要建立起全面的居民收入信息系统，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分配秩序。
　　再分配中政府的功能主要包括：首先，政府积极运用税收政策工具来对个人收入的形成、分配、使用、财富积累与转让等实施全面调节。政府通过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等的税收调节体系，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的协同效应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其中，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赠与税）由于实行累进税率，个人应税收入（或财产）越高，征税比例就越大，对个人收入差距调节力度也是最大的。中国已经开征了个人所得税，但需要调整和提高起征点。中国尚未开征遗产税，目前全世界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都已开征了遗产税，实践表明，开征遗产税对于避免个人财产分布过分集中和降低收入差距具有重要调控作用。
　　其次，政府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教育及其它转移支付等的财政支出来有效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积极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效缓解低收入阶层生存困境，缩小贫富差距有效手段。
　　教育是改变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方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米德也认为，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它可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教育财政支出扩大提供教育公共产品，通过教育机会的均等来有效提升劳动者素质与劳动生产率，从而达到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的目的。
　　政府还可以积极运用专项补助或分类补助等财政政策工具，对贫困人口或贫困地区进行救济、补贴或者扶贫开发，以政府的“扶持之手”着力解决“贫困陷阱”问题。
　　至于社会层面，应主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财富观，摒弃急功近利、诚信缺失甚至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的行为，培育和释放正能量，鼓励和积极推动“第三次分配”，即通过慈善捐助、志愿活动等各种形式来“扶贫帮困”，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提高他们的竞争能力，使他们有能力获取更多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