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拿到国家项目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吴效群这里，所做课题“中国民间信仰与民间组织关系的田野研究”拿到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却有着不小的意义。因为民间信仰研究在宗教学领域拿到项目并不新鲜，但在学术规范成熟、从业者众多的社会学领域拿到国家重点课题却还不多见。这次，吴效群做到了。
　　“课题从无到有，学识从薄弱到厚实”。吴效群这些东西做下来依靠的是刻苦钻研的态度和实证研究的精神。“我的博士导师曾说我，多少年后我的观点可能没人知道了，但我的田野材料却可能还被大家使用。”吴效群常用导师钟敬文先生的这句话自嘲。对话中，吴效群给笔者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用事实说话”。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吴效群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进行神话与民间信仰的调查，积累了大量材料。这种田野研究让吴效群对问题有了更真切更深入的认识。怀揣对民俗学的热爱，吴效群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京津地区围绕“碧霞元君”信仰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田野调查。获得博士学位后，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并没有急着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而是又进行了近8年的补充调查与修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还有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还有大量的调查没有完成，若是为了获得名声匆忙出书，对不起自己的学术良知和这个选题。”对学术的敬畏和真诚使得他在毕业后8年才将博士论文出版，加上毕业前已经开始的2年调查与撰写工作，他的博士论文出版真应了“十年磨一剑”这句话。当然，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也使他获得了难得的学术殊荣。2006年，他的研究专著《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年便获得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一等奖，这对于吴效群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肯定。
　　说起如何与“中国民间信仰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田野研究”课题结缘，吴效群笑了笑，说，“公民组织大量出现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今天，公民组织在发达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成员，实现公民道德的教化。同时，还可以与政府形成协商对话的“善治”关系，通过对话协商促进社会和谐和国家的治理。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在这种背景下，长期从事民间信仰研究的吴效群开始思考我国民间信仰的各类组织是否也具有发育成公民组织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有很多自发的、依靠民间信仰所形成的民间组织”，吴效群说，“这些民间组织与现代组织相比有着诸多的差异，它们能否因应时代的发展发育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组织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转型是如何激发起吴效群的研究兴趣呢？在笔者看来，是在于他“走出象牙塔，服务大社会”的学术理念。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身为学者的吴效群始终关注的是社会道德与共识的培养、训练和达成。“处于社会各部门的人能够有道德共识，政府有与社会有效沟通的渠道，这是现代社会进行合作的前提保障。”正是以这样的关怀为基础，吴效群从当前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出发，深入挖掘公民社会组织形态的内涵肌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参照了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公民组织，并将社会的和谐、民主、开放与公民组织的大量存在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这样的视角，吴效群开始考量传统民间信仰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可能走向。为此，他和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研究，比起学者端坐书桌的治学态度，吴效群更愿意进行这样的实地调查。“通过田野考察，我们找出了民间信仰组织形态的共性，还将复杂多样的民间信仰进行了类型化处理。”
　　当今学界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与公民社会关系的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吴效群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采用组织形态的标准与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分类处理。这是人人可以操作、非常客观的研究方法。”吴效群告诉笔者，“好的研究方法不仅能解决研究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保证了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他坦言，这些方法的提出虽有社会学训练的影响，但实地的调查研究却是根本保证。的确，当我们回顾吴效群教授所做的每一项研究，都不难发现田野调查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采访过程中，吴效群总是充满激情地给笔者描述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美好前景，让笔者感受到一个脚踏实地、严谨扎实、孜孜以求的学者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作为老师，他为学生树立了一个秉持科学精神、关心社会，努力为社会服务的现代学者的风范；作为学者，他为如何看待传统民间信仰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