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癸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微生物学家。作为科学家，他是我国土壤微生物学奠基人，填补了我国土壤微生物领域的研究空白；作为教育家，他培养了学生3000余人，其中不乏各类社会精英。
　　烽火连天抵霄汉，风雨如磐念故园1936年，22岁的陈华癸来到伦敦大学细菌及热带病学院学习。次年，年轻的陈华癸来到英国洛桑试验站从事博士学位的研究，研究方向为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共生固氮作用。同年七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农业是立国之本，而氮是作物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空气中不缺乏氮素，但空气中的游离氮无法直接为植物所用，必须固定为氨态氮和硝态氮才能被植物吸收。化肥工业的核心和重点就在于氮的固定上，如果植物能自己将空气中的氮固定下来，就相当于在植物里建立了一座微型的“化肥厂”。这对农业生产的意义不言而喻。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国难当头激发的紧迫感，陈华癸在博士期间的工作效率极为惊人。短短4年时间，他就在包括《自然》（Nature）在内的国际著名期刊上单独或领衔发表了4篇论文。引起了共生固氮领域专家的重视，并于1939年10月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年25岁。
　　经过了多方辗转，陈华癸于1940年回到祖国。来到西南联合大学汤佩松教授主持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从事糖酵解方向的研究。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里，陈华癸实地调查了云南、四川、陕西、广西和湖南等省的豆科绿肥生产应用情况，并着重开展了紫云英共生固氮的试验研究。首次提出紫云英根瘤菌和紫云英是一个转移的独立互接种族，该时期的工作为以后紫云英根瘤菌接种的大面积应用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情景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轻松。即使在和平年代，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调查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当时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能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完成如此壮丽的事业，没有对祖国和科学的一腔热忱恐怕断难完成。
　　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华癸致力我国土壤微生物学的学科建设。1946年，他于北京大学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土壤学系；1947年，他来到武汉创建了国立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农学院整体并入华中农学院，他也随之来到华农并建立了土壤微生物教研室。在这里，他招收了新中国第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
　　文革后，陈华癸于1979年担任华中农学院院长。其间，他致力于学校的发展于建设。他和继任者孙济中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先后为华农引进了一批海外归国学者。1980年，陈华癸当选为学部委员。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大专家、大学者，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的家里没有装修，没有热水器。一直到九十年代都是用裁好的旧报纸代替手纸。“爷爷的几件好衣服都是他留学英国的时候买的，穿了有四五十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穿过他的大衣。”陈华癸先生的孙子陈岩松回忆道。
　　陈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庭前更种花陈华癸先生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不乏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如陈文新、范云六、刘更另、赵其国、邓子新等，还有一些是全国知名的教授如李学垣、胡正嘉、李阜棣、曹燕珍、周启、陈廷伟、王运华、周俊初、喻子牛等。
　　1953年，胡正嘉成为了陈华癸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届研究生。谈到陈先生对他的指导，80多岁的老人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年暑假，陈先生安排了研究生们的出外参观学习。第一站是当时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我们在无菌室练习接种时，陈先生在室外看着，他发现我操作不规范，不认真，将接种环在酒精灯上随便地晃动几下就接种。但我从接种室出来后，他当众对我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可第二天早上，胡正嘉收到了一张陈先生写的字条，向他道歉。“不管怎样，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身教益，以后工作中，每当接种时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指导学生时也注意了这个问题。”
　　陈华癸曾经这样说：“高等专业教育不可能提供学生一生需要的猎物，而是提供学生一支猎枪和使用猎枪的方法，而且即使是猎枪及其使用方法也是在不断更新换代的。”他的教学以此为基础，并受到了学生们的广泛好评。
　　“他的教育方法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他不是授人之鱼而是授人以渔，培养我们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陈华癸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邓子新这样说。陈华癸的课很受欢迎。“他用双语讲授《微生物遗传学》，讲课时经常穿插大段的英文描述和专业词汇，我们被他深深的吸引，他的课也成了专业英语课，我们学起来兴趣盎然，深入浅出，觉得很过瘾。”邓子新至今仍对陈华癸的课堂印象深刻。
　　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华农笔耕不辍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全国百废待举，中国教育事业出现伟大转折，11月，陈华癸任华中农学院院长，直至1984年，陈华癸院士开始治理华农，掌机要、执牛耳，用自己的教育思想带领华农前行。
　　着力顶层设计，提炼华农总体目标，陈华癸说，要把华农办成一个有特色、综合性、出人才、出成果、为农业服务的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农业大学。这理清了华农发展的基本思路，指导华农长远发展，即使从前不久召开的学校第九次党代会的华农定位，陈先生的目标也具有前瞻性。
　　为此，陈华癸注重教师队伍建设，他指出，一定要重视关爱人才的成长，不拘一格地选拨人才；他注重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学科目标定位、学科带头人及团队、学术条件、学术氛围建设等，它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多部门通力协作；他注重教材建设，陈先生主编（或共同主编）的大学微生物学教材，有的一版再版，并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他牵头主持的“面向21世纪高等农林院校本科生物系列教学改革”项目；他注重学风建设，陈先生认为培养出高素质的合格人才和出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是学科建设的物质成果，而培植出优秀的学风和高尚的道德是精神成果。
　　陈华癸治理华农期间，通过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健全机构，配备干部队伍，加强管理工作；撤销分院，恢复、调整系与部和专业布局，增设新专业与建制，推行多层次办学并开辟研究生教育；制定新教学计划，组织编写新教材；突出并大力培养师资；大力开展科研，加强学术交流；强化后勤保障，为我校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了杰出的贡献。
　　陈华癸强调大学的使命和责任，注重大学的社会责任。陈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和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他坚持“以德育人”。陈先生认为学校教育要以“人性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始终把“以德育人”、“以德立人”作为基本功能放在首位；他注重“打好基础”，他认为高等专业教育是一种广义的基础教育，是获取学科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他说，要“授人以渔”，陈先生认为高等专业教育在打好学生基础的同时，必须培养其独立工作和实践操作能力，练好动手的“基本功”。
　　朴实无华显本色，君子以勤俭养德喻子牛1965年跟陈华癸下乡时发现，老先生的饮食十分简单，在几个县委招待所，县领导都要盛情款待，他都婉言谢绝了,只要了一碗面，县领导还是给他一碗榨菜肉丝面，当时也算是“款待”了，而喻子牛只是吃食堂的普通饭菜，陈华癸觉得喻子牛很辛苦，索性把榨菜肉丝面分给喻子牛一半。
　　据陈先生后人回忆，陈华癸任学校院长期间，单身住在学校，只是周末才回到武汉大学的家里团聚，他住电子山村楼上楼下一套觉得“太好”，以后就搬到职工宿舍。更为感人的是，他家里上厕所便纸袋里放的是撕好的旧报纸作为便纸，生活十分简朴和节。
　　陈华癸对生活的要求很低，除了抽烟之外，没有其他嗜好。上了饭桌，扒拉一碗饭，就不再动筷子了。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怒哀乐皆形于色，周恩来总理逝世，他悲伤到哭出声来；中国女排夺冠，他会激动得哽咽；他十分喜爱体育运动，虽然因为个子小，身体弱，不能上场踢球，替主力队员看衣服也挺高兴。
　　当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和担任华农院长后，学校规定有小车接送，可他轻易不专门要车，尽量与其他领导拼车，有时等到很晚才回家，他说能替学校省一点是一点。他原本在华农有一套小别墅，他觉得太宽，换了一套小的，后来干脆退了搬回武大，他说：把房子让给更需要的教师。以至，到他去世，他在华农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昔日儒生，启蒙于北大，求索科学规律远渡重洋赴英伦，迎抗战烽火回故土报效国家，共几位先驱微观世界创伟绩；当代名家，立业在华农，遵循客观真理潜心锤炼于珞狮，顺时代潮流立门庭耕耘园田，育三千弟子辽阔神州建新功。
　　这是陈华癸的同事兼学生李阜棣在先生逝世时敬献的一幅挽联。它很好地总结了陈老精彩的一生。时间悄无声息地走过了一个世纪，而当我们站在今天回头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无比清晰的大师的足迹。
　　（本文根据《陈华癸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