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虽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清晰可见。作者在序言里奠定研究的基调———大历史，研究方法———归纳法，“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的状描。作者跳出道德理念的洪流，以独到的眼光分析历史。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一些心得。对“大历史”的看法记得有位学者说过，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但能改变对历史的看法。大历史（macro-history）是作者从宏观角度研究历史的新鲜称谓。既为大历史，那我们来看看作者的格局，或者说他的立身之所。他发表对现代史看法时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他想表达的是研究历史不能凭个人好恶，这是学风问题；看人物应从更高的社会的、进步的层面观察，就是要跳出小圈子，在空中俯瞰大地，由此判断出每个点于所在地区的重要性。从大历史研究的深度看，因为求“大”，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深化了，正如作者在第五章中讲王莽时说：“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记搬出。”
　　其次说说对大历史的“大”的理解，我以为应该包含范围大（囊括时间和空间）、胸襟大两部分。范围大，从作者对于上下几千年的社会概述、中西对照，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不用赘述。胸襟大，要用非同寻常的尺度衡量中国历史，要带读者亲历航行，畅游中国历史长河，并发现新东西，大历史之大、作者的心志之大可以想见；用宽阔的胸襟看历史,当中国的历史继续到五胡乱华，十六国更迭频仍，后人为中华领地分裂频频兴叹时，作者在第七章中说道:“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又在第八章说道：“可是失望的阶段，也是复兴再造的机缘。”他看到了失望中是孕育着希望的。对于民族问题，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当作者看到所谓的胡人夷人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的实质贡献时表示：为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称之为“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见第八章）这就是大历史之所以为“大”的原因吧。大历史的研究方法作者在序言就说到，“他（费正清）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并谈及写大历史，“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这种大历史是“因综合归纳而成”的。大历史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从整体把握历史，先看到人物、事件的有利一面；但也有不细致的局限。写宏观历史-大历史，我觉得作者是在作画，用炭笔勾勒出历朝历代、历史人物的线条，虽粗略，但特色鲜明；就像现在一些漫画家为名人作的肖像画，酷似的程度让人瞠目。即使并不完全像其本人，也能知道他们的不同，这样，不仅节省了时间，还使人不能不承认他/她/它就是他/她/它。如写商代时，指出“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从事农业，却仍保持着渔猎的传统”,“甲骨文的书法，更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传”。几笔带过，虽然简短，但这就是商代，人们是毋庸置疑的。
　　比较法:将不同朝代、不同人物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从一个新的视角发现背后隐藏的东西。第二章中，分析周同商的不同：继承原则父子相传取代了兄终弟及，信仰中的商人尚鬼有别于周代的祖先崇拜。第九章里，用杨坚“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邪佞者上钩之事VS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又如，对于“封建制度”在欧洲与周代的不同给以阐释，二者“相似处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实质。”进而讲出中国封建的特性。横向比对，拿云冈、龙门和敦煌各处石窟的设计与几乎同时代的法国亚眠和沙特儿教堂门前“石刻圣经”比照（见第八章），来说明“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构成，而无全面的设计，也缺乏统一的尺寸。”从不同角度研究，例如在第八章中“从脸谱论人物”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找寻历史传统，说明人物研究的尺度，在第六章中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由实物看当时的服饰、交通、娱乐活动、农业生产、商业。这些生动有趣鲜明的研究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尝试的。关于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大历史中说，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当初期农作物受东亚大陆的土壤和气候影响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因素就开始与当地居民结下不解缘，“中国文化为亚洲大陆产物”，“美国文化则离不开大西洋的传统”（见第一章），“黄土地带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见第三章），并在第三章中一开始就说“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其中从现在看不免有些夸大，但历史上地理对文化、传统、体制的影响是不可轻视的，从第二章中，“15英寸等雨线”———农业游牧分化———游牧对农业入侵———长城的修建———经济受损———社会动荡的链条中就可看出。疑 问把现在的新名词、新术语强加给古代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在研究文化思想时，牵强附会是不好的。如书中第二章称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要知道，老庄是不懂何谓“主义”的，道家思想的确有崇尚自由、无为而治的因素，但决不能把“XX主义”强加给它。第三章说杨朱时，拿他与西方时尚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比附，是否也有些牵强。理论问题是重要的，但不要把任何事物都与“主义”挂钩。对法家的理解，书中第二章提到“中国的法家在整个社会需要团结与凝固的时候展开，因此不免留下了极坏的印象。通常他们支持独裁者，以赏罚为不二要义，而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则不外军法和戒严法”。法家思想是“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统治者虽然重视“法”，但是当政权稳定后，就会将重点转向“术”、“势”。当时不仅国家需要巩固，并且在当时的中国以法立国立家都是不二法门，因为依法治国是统一的大中国巩固和维护统治的最有效方式。法家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其影响是深远的，即使“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也是给那些“不法者”留下的。法家极力“支持独裁者”，是因为中国需要君主集权，事实证明，中国社会在此后发展得很好。
　　以上是我读《中国大历史》一书的一些收获。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