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中国传播能力建设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妥善应对各种挑战的可靠保障；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切实解决社会问题，科学把握应对方法的科学抉择；是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适应全球化信息传播趋势的重要内容；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也是应对全球传播格局变革，全面增强国家传播能力的迫切需要。
　　中国传播能力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以国家重大的需求为导向，以协同创新为主线，以世界一流为标准，以先进的制度为保障，以创建国家智库为目标，推出有前瞻性、创造性和标志性的重大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着力完成四大任务，构建国家传播战略和决策支持体系，探索国家传播科学运营模式，提供国家传播技术支撑，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并搭建八个先进研究平台（基地），相应组建八个创新团队，回应党和国家的重大关切，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从而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
　　《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与文化自觉漫谈》武汉大学媒介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罗以澄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必须以文化自觉作为前提。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有国家传播体系、传播机制的重构和设计问题，也有传播手段、传播技术的创新和革命的问题，还有传播硬实力的配置和体制问题。
　　文化自觉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正确对待自身的文化，对自身文化既要有透彻的了解，又要有清醒的认知，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既能够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注意吸纳学习，也绝不迷盲推崇。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必定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必定是以文化自觉作为前提的。
　　习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梦以来，先后在40多个场合讲话中反复强调了这样三个关键词：一是三个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二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三个关键词实际上是针对当下国人文化迷失现象提出来的，实现中国梦必须首先要提升国人的文化自觉。同理，搞好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也必须首先解决好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自觉问题。
　　《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实力———传播力建设的四个关键点》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第一，造就优秀人才：一是用好新闻传播现有的教育体系；二是发挥在职继续教育的作用，整体提高从业人员质量；三是建立国家高级优秀人才选拔培养机制，在全行业推出首席记者、终身教授、首席编辑、首席评论家、首席主持人、首席策划师等；四是在人才队伍建设中引入竞争机制，造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第二，深化体制改革，包括管理体制、传媒单位的体制、内部管理机制和传媒公共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
　　第三，全面创新，包括传播内容的创新，传播形式的创新，传播体制的创新，传播技术的创新。
　　第四，加快融合发展，一是抓住融合发展的新机遇，促进多元传播格局的融合统一；二是以改革的精神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三是加快技术融合的步子；四是以业态融合为基础，提高我国新闻信息复用率。
　　《以孔子学院为平台，促进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培爱软实力对一个国家来说很重要，是国家未来的战略。中国国家地位提高以后，软实力的地位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国际传播能力是国际社会当中的发言权和议题设置、舆论导向能力。为什么西方媒体能够主导舆论，中国媒体却不行？就是没有掌握实质性的问题，缺乏话语权。
　　我们要用三大传播平台推动传播能力的提升，扩大我国媒体的传播能力，有效影响国际舆论：一是传媒的平台，包括在国外设立的通讯社和记者及设备；二是孔子学院平台；三是我国国家形象的宣传。其中的孔子学院平台是中国跨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前沿阵地，它不仅是汉语教学传播的机构，还能实现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交流，甚至商务平台的交流。
　　未来提升中国传播能力：在传播阵地上，多角度多平台，贴近对象；在传播手法上，载体丰富多彩，寓教于乐；在传播理念上，行知统一，攻心为上；在传播渠道上，抢占先机，跨越发展，建立前移阵地；在人才需求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形象，提高国家对外传播话语权公信力。
　　《导向为魂，内容为王———中国传播能力建设思考》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传播不外乎是两个方面：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对外传播就是传播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对人类文化做出贡献，以各美其美，达到美美于共，走向天下大同，对内传播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坚固本，导向为魂。所谓的导向我们毫不讳言就是党中央给我们的导向，人民所需要的导向，这两者是统一的。
　　去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讲了两个巩固：一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做到这两个巩固必须牢记两个结合：把服务群众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传播能力的建设不能忘了导向，中国向外对内传播都应该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讲清楚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的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对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基础。《国家传播人才培养的协同与创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冬梅协同创新既是一种新型的组织方式，也是一种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是通过国家意志的引导以及机制的安排，充分整合协作各方的能力优势和互补性的资源，释放彼此在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上的活力，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创新合作模式。中国传播能力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协同创新，它可以突破协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业务壁垒，打造共享平台，形成中国传播能力建设的大格局。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属于中国新闻界的全国性的人民团体，担负着新闻行业的自律、行业维权以及专业素质培训等职责，我们一直致力于与新闻院校开展合作，共同打造协作平台。新闻传播专业的特殊性很强，无论是在校教育还是在职继续教育，都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采用以实践为指导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和在职人员通过系统的丰富多样的理论学习和通过新闻事件实践来领悟学习，并且具备国家立场、国际视野的职业责任、职业道德，以及对新闻高度敏感的专业技能。《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新媒体策略》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唐润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发展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新的起点。在传统领域方面，中国媒体和西方媒体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但在新媒体领域，是可以与之竞争的。从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来讲，要把重点转移到新媒体战线上，具体来讲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投入，多下功夫。
　　对外传播策略整体框架包括了内容生产策略、产品运营策略、市场推广、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用户服务等。在终端和渠道方面，国际传播和对外传播应该向所有新媒体平台拓展，要注意分众化和多语种；在内容和产品上，要为用户或者国外公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受众信息需求，实现全球化信息采集，提供有全球视野的信息产品，通过全媒体的形式展现，给用户良好的交互式体验；在新媒体生产流程上，要重视发挥先进技术的引领作用，比如说现在很热门的大数据，UGC、PGC，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收集和发布信息；在市场运营方面，探索新的运作机制和商业模式，尽量本土化，贴近当地的民众和市场；在人才和组织方面要适应新媒体传播，对人才素质提出新的要求。《新疆广电传播现状及其特点》新疆自治区广电局党委书记安思国宣传文化思想工作要符合宣传文化工作的规律。我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搞得大大的，就必须把我们的传输覆盖到更多人，新疆现在只有广播和电视能做到；第二就是要注重传播内容，要想把我们的声音搞大，必须把维语的节目做多做好。新疆广播电视工作的几个特点：第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抵御敌对势力和宗教极端思想；第三，以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传播重点，我们现在每一个老百姓家里能看到本民族语言，特别是维语的节目，这样党和国家声音也能更迅速更有效传达到老百姓那里，这个工作今年完成效果非常不错；第四，新疆的广电工作国家色彩非常鲜明。《媒介生死书》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生死书是媒介杂志2013年的大选题，我们用了五个调查报告做了总结，归纳成媒介转型的五个观点。第一，报纸的生死，需要报纸经营者高层明晰的战略意识，需要适合新媒体发展的专业技术团队，需要适合转型的文化。第二，电视的生死，在全球来讲，电视在经营额度等各方面还是很强的，其发展的关键不在于介质问题，而是在于队伍和内容能否适应新技术、新时代。第三，公共媒体抓手。像社区媒体、地方媒体、城市媒体、地面媒体，这样虽小但是不可或缺的一些媒体，未来公共媒体的设计应该在社区媒体，应该有国家特殊政策予以保障。第四，必须旗帜鲜明做产业，中国的传播能力建设必须有产业的基础，没有技术的力量，没有覆盖的力量，没有足够内容的力量，是没有传播实力的。第五，按照产业的思路、经营的思路和大国经营的思路，未来的媒介路向是什么呢？我们采访了大概十个国际上最好的媒体，得出一个结论叫媒介帝国主义：技术最优、利润最高、规模最大。中国媒介未来的目标其实也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当前电视城乡传播格局与社会转型》央视索福瑞收视率调查公司副总经理郑维东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十年转型过程中，电视在城乡的传播途径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变化。城镇化进程不断重塑城乡边界，老龄化使得城乡观众对电视节目的需求发生了一些变化，电视弥补了新媒体所造成的数字化鸿沟，但是内容方面并没有因为这种弥补而形成足够强的支撑。社会转型既为社会与个人创造新的发展可能，也造成原有结构的失衡和紧张关系，农村青壮年出走形成乡村社会空心化，引发村落人口失衡，代际差异增大，在电视节目和收视取向上，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对电视的高度依赖，形成社会转型期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体现出非常复杂的变迁过程，我们把数据引进来，通过观察现象提出分析的框架。如何形成政策的含义，如何形成学术的建构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讨论。《网络大数据反挖掘》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复杂工程系统实验室（CESL）主任任勇全世界都在关注大数据，除了大数据之外，全世界也在关注挖掘。实际上大数据的“大”不是本质，而“在线”才是能够得以从中挖掘出结论的东西。“在线”才是数据更加需要关注的。大数据是无法避开的双刃剑，又有商机又有安全隐患。提出“反”，不是不挖掘，而是实现信息的可控可管，为信息安全提供保障。我们提出的七个“反”：一是反抗，修改原始数据准备生成的数据，达到保护敏感信息和敏感数据的目的；第二是反向数据挖掘，从挖掘出来的信息能够寻找可以产生信息的数据源；第三是反回，实际上很多虚假的数据会影响到挖掘的结果，返回是要分析可信度，识别谣言；第五反叛，挖掘这件事情有多方参与，其中一方背叛了约定，实际上会造成不平衡；第六是反击，要使得挖得结果或者过程是可控可管的，就需要对信息进行分级；第七是反思，从很多的信息安全事件中怎么样能够吸取经验和教训，考虑在挖掘商业价值信息的同时保证信息安全，这里涉及到制度的问题，涉及到立法的知道，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问题。《中国传媒政策制定对中国影视业影响观察与思考》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通过这两三年中国影视政策调整对于影视内容生产影响的观察，我认为政策制定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有利于国家民族大局，有利于党和政府工作的大局，包括主流文化的倡导、核心价值的倡导、低俗化的抵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自信心、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局，关乎党和政府工作大局政策制定。第二有利于满足和提升人民迅速不断提升的拓展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第三，有利于中国影视业全面健康科学特色和可持续性的发展，中国影视业自身健康全面科学的发展。
　　同时，政策制定要考虑到三个平衡，一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第二，宏观和微观的平衡，大局和小局的平衡；第三，产业和事业的平衡，既要考虑产业发展，也要考虑公共服务的需求。《网络信息安全研究》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王志网络信息安全研究平台的研究方向为网络信息安全，基本的思路是，内容加技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基本运作方式是：交叉、融合、创新。创新就是要接地气，重实践。要通过思路创新，内容创新出新成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定可见目标和可行课题是两大类，共20项。第一大类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网络信息安全研究及实践研究，二是新闻传播学科和计算机科学交叉领域的网络信息安全研究技术及应用。其中20项其实分为五个方面，一是网络信息安全理论研究，二是国际网络信息安全的现状与形势分析，三是我国网络安全现状及问题分析，四是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策略与战略研究，五是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相关技术研究。《中国传播能力建设》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石义彬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的目标，但是我国当前国际传播能力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不相适应。在对内传播方面也暴露出了信息传播质量差、效率低、可信度低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我国的国家传播体系尚不适应全球化格局和新媒体传播情景所造成的。这要求我们要不断地调整优化和完善国家传播体系，建立健全现代化的传播体系，提升国家传播能力。从传播的战略方面讲，需要制定针对性传播策略和方案。要激活民间和社会的传播力量，形成由政府、社会组织大众传媒和普通公众构成的多中心的传播格局，共同致力于塑造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大数据时代对国际传播理念的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传播学研究室主任、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姜飞大数据时代已经使得我们对信息的概念发生重大的转变，推动着传播学从理念上发生重大的转变。信息在大数据时代出现了非结构化的信息，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计算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由原来模糊计算变成了精确计算，这给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舆情研究带来极大的挑战。三类机构三类人物从后台介入到最直接的信息，一是威权的政府，二是大资本商，三是黑客。在信息化时代，国家和机构权力半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风险预警和信息获取的半径，而大数据技术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物理和行业的边界重新划定，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分析能力，重组国家实际权力的发挥以及发挥的实质性内涵。所以在国际传播时代，作为传播学的研究者需要重新考虑研究对象和研究理念；在大数据时代，需要重组政策制定和重新理解信息。《中国人口问题及其传播战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数据实验部部长张许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可以列举这样五个主要的方面，一是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增速在变换，二是人口素质不高，三是人口结构性的矛盾在凸现，四是人口流动迁移日趋活跃，五是家庭传统的功能呈弱化的趋势。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个话题对传播来讲有很多的课题值得研究。我有两个建议，一是重视人口问题的动态变化对传播媒介的影响，二是重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传播媒介的影响。我们中心的研究细致到个案数据，将来如果做传播学研究，我们能进行合作的话，我们愿意把人口数据和大家分享，推动中国传播能力的建设。《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心态》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单波中国新闻改革与中西新闻比较，呈现出多元化和二元对立。比较研究是推动中国新闻改革重要改革思想动力。促进中国新闻业的自我意识、自我开放和自我创新，有助于建构国际新闻传播体系之间的对话关系，使我们逐渐习惯于以包容和辩证视角去看待全球新闻。而这样实践正是我们创新中国新闻传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数字时代影视教育的新一轮“自定义”》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院长李兴国纵观影视教育发展，艺术、人文、技术可以看作影视教育三个支点，构成影视教育三个发展空间。当代影视人才的需求是传媒艺术复合型人才，2013年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提出构建传播内容创作研究大平台，打通各个院系专业之间壁垒，在这个平台上有几个研发的方向，一是教学方法全球化接轨，教学内容全球化分享；二是创新传媒艺术人才的培养模式，实现学界与业界零距离接触；三是以创作带研究，聚合多学科力量，探索传播内容数字化整合。《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几点思考》中国传媒大学MBA学院院长、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张树庭如何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一是改变传播态度；二是调配资源配置；三是改变话语方式；四是跳出意识形态做意识形态，要有用户意识；五是充分利用网络，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引爆和宣传；六是团结意见领袖，借助网络领袖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传达客观中立的声音；七是加强娱乐功能；八是加强对反向声音的解构；九是学会用资本的力量和商业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进行舆论引导。《网络新媒体对人们思维方式带来的影响》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陈作平第一，互联网改变了人们参与现实事务的思维方式。第二，互联网改变了人们对待历史的思维方式。第三，互联网使人们形成了虚拟与现实混成的思维习惯。第四，互联网给人们带来全球思维方式。第五，互联网给人们带来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第六，互联网使人思维趋向碎片化和肤浅化。第七，互联网业是人脑的隐喻。《迎接立体影视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传媒大学媒介音视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勤对传播能力来讲，科技和艺术是一对翅膀；科技是路，艺术是车，铺好了路，车就可以有更好行驶的道路，如果是一辆好车，也是可以开路的。我们在科技领域的创新方面做了很多的项目，主要是建立跟国际合作的平台。我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是3D影视，3D影视是将来的发展趋势，也是提高传播能力很重要的技术舞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思考》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王晓红新闻人才的培养，我们从02年开始加强外语试验，07年开始依托国家首批双语课程建设点打造团队，09年成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后备班，12年成立国际留学生班，13年在学校大力支持下，和外语学院联手打造了大学本科公共英语创新实验平台。未来在人才培养上坚定国家立场，坚定学生职业的信念，适应新媒体的需求，培养能够真正符合国家国际新闻人才传播需要的人才，我们任重道远。《互联网微视频传播中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曹三省目前微视频传播由互联网进一步延伸全媒体的架构。基于数据分析调研，目前微视频传播最大的问题是内容品质问题，还有产业成熟度和盈利模式不清晰的问题。因此我们初步提了一个微视频良性发展总体框架，推动一些和国家社会发展有益的主题微电影计划，构建微视频协作交易平台，促进相关人才培养，创新体系建设以及相应的O2O线上传播和线下活动的实施。在创新层面，我们会逐渐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完善这个产业，让微视频领域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文由郭、陈锐、阎玺根据会议录音整理）